次日早朝,朝臣激奋,各派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称奇的事,户部尚书首先上本弹劾是启轻禹安排不当,护卫不周,难辞其咎。
工部尚书表面上反驳其本末倒置,事发突然,谁都不能未卜先知,但京都护卫不当却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才有人当朝弹劾禁军首领樊离疏于职守,才导致流寇混入启都,引发骚乱。
兵部自然是偏护着樊将军的,称他多年来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不曾有所怠慢。
之后有人附和,樊离是秦王启帧举荐,论治军严防,能力自是不可挑剔。
礼部争锋而对,难道是秦王所荐,就能有错不论,有过不罚么?!
习武之人那有文人哪些个弯弯绕绕的肠子,硬是被带进了预先挖好的沟里。
再加上东瀛使团遣副使等不依不挠,称东启仗大国之威,缺乏和平的诚意,不停向明帝讨要说法,惩治真凶。明帝大怒,限期三日要求樊离查处真凶,剿平乱匪,否则革职查办。
最后群臣散去,有人暗自窃喜,有人忧心忡忡,权利倾轧,永无止境。
早朝之后,明帝又召集几位亲近老臣重议此事。
大理寺卿本着怀疑一切的本能,认为大批流匪入城绝非易事,更何况携带兵器;流匪无非劫财,却招摇过市,即使蒙面也不合常理,若单纯滋事,时间地点又太过巧合,为何不直接冲撞东瀛使团,然而是乘乱误杀,总而言之,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很有可能是有人蓄意为之。
中书令及刑部尚书则认为无论阴谋与否,内防疏漏应当按律惩罚。
但监察御史甄从新,却跳出事件本身,与明帝分析了事情的影响及可能的得失。
“圣上,如果只是流匪滋事,重整内防,加强巡防即可,过失之错,刑律按典惩处更是容易。但万一是有人蓄意谋划,而又恰巧同时涉及两个皇子,那谋划者用心之深让人不寒而栗。”
“两个皇子?”刑部尚书疑惑,而大理寺卿则摸须赞同。
“圣上钦点韩王负责接待遣使,遣使当街被杀,韩王难辞其咎,而负责启都内防的樊将军又是秦王着力举荐,秦王更是举荐不当,亦或者说是识人不明、缺乏远见。那么谁更得益呢?我想圣上心中自有分辨,毕竟东启是圣上的东启,任何意外或阴谋折损的都是圣上威名,更有甚者,动摇国之根本。”甄从新说的很直截了当。
“那依甄卿之言,该如何处置。”
“按兵不动。”甄从新说到,“先不管背后之人是如何谋划,目前所有线索均系于圣上怪罪或是责罚樊离之上,最后的目的不过是打破当下城防军权的稳定,若是圣上不做任何调整,那必然诱逼背后之人做进一步的谋划,到时才更有迹可循。”
明帝沉默不语,若真像甄从新猜测那般,按兵不动的确是最好的对策。
之后便遣散了众人,独留下大理寺卿,秘密安排他暗自寻找真相,并安排御前近卫肖广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