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允认为，作为皇帝，不能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也必须寻找同盟者。
宋代的皇帝模模糊糊的，大约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寻找同盟者，并且定为士大夫。宋代一面在削弱每一个官职的权力，另一方面，设置了种种优待士大夫的制度，皇帝的权力并不受到某一个具体官员的限制，但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极大的限制皇帝的权力，中枢朝廷的掌印官若是联名反对皇帝的某一项制度，是能够几乎百分之百驳回皇帝的旨意的。
可这也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宋代打仗不行。有些人列举数字，说宋代的对外战争胜率是最高的。这当然不是假的，但宋代主动出击极少，都是在家门口防御敌人的进攻，而其他大一统的朝代都有许多大规模主动进攻的记载，胜率不好一概而论吧。
更为重要的是，士大夫阶层有自己的利益，并非与皇帝完全一致，他们逐渐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向上挤压皇帝，向下压迫百姓。宋代的百姓过得很苦，大小起义造反不断，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朝代在国家繁荣富饶的时候有宋代这么多起义造反的。
可与武将共治天下也不成。唐代中后期因宗室勋贵被屠戮一空，几乎就是与武将共治天下，却酿成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绵延二百多年、宋代才真正解决的藩镇之祸。
允在史书中，在自己前世的记忆中找啊找，最终找到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同盟：勋贵，或者说贵族。当然，现在的贵族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需要进行近代化改造。同时再吸取即将崛起的那个阶层，建立新的统治阶级。
看一个阶层或阶级适不适合作为同盟，最重要的就是看是否有相同利益。贵族阶级作为世代通过血缘继承家业，这一点与皇帝本人一致，具有相同利益。实际上，历朝历代，在面对农民起义军或异族政权的时候，勋贵都是坚持抵抗到最后的。
满清入关后，文官在剃发令发布之前闻风即降，勋贵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投降；封到南的沐家甚至坚持拒绝满清劝降，在昆明丢失后仍然坚持抵抗，甚至在永历帝遇害、明代正式灭亡后仍然坚持反清复明。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道德就比文官高尚，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大明高度一致。
仅次于利益的，就是看这个阶级或阶层是否能起到辅佐皇帝的作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或与武将共治天下都比较偏，容易产生重文轻武或重武轻文的情形，而贵族阶层不会有这个问题。贵族本身并没有文武之分，只是中国传统军功才能封爵，而文官想立下封爵的功劳很难，使得封爵的大多是武将，好像贵族就是武将似的。
可这一传统将会被打破。允设立了总政治部，在军中派出文职武官，再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些文职武官也会得到封赏。主帅封个侯爵，总领后勤军医等的文职武官可以封一个伯爵嘛。这样一来，贵族的短板就被补上了。
或许有人会举出历史上贵族不学无术、浪荡无行的例子。允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即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努力学习也没多大用处，热心朝政反而会坏事，为了打发时间只能玩了。给予他们权力与责任，当然仍会有不学无术的人，但也一定会出现能任事的人。
不过，真正让允下定决心与贵族共治天下，仅次于拥有共同利益这一原因的原因，是外国的例子。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掠夺全世界，一直到现在凭借先发优势仍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英国。而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统治国家的，就是国君，贵族和新兴的大资本家。既然有外国的珠玉在前，自然要吸取宝贵的经验。
当然，允也不是什么都要效仿外国。分封之制允只会在新开拓的边疆地区实行，不会在传统汉地实行。他说的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在中央权力，尤其是决策权上分一部分给贵族，而不是每人划一块地方自个玩去。
自然，与贵族分享权力也是有风险的。贵族也未必只甘心当贵族不想当皇帝。外国也有大贵族通过种种方式从国君手里夺取国君之位的例子。
所以允也不会放弃现行的文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科举制选上来的官员天然与贵族处于对立状态，贵族或许能够收编一两个，但绝对不可能全部收编，这样就能够起到制衡作用，防止他们谋朝篡位。而且科举制还肩负着维持国家阶级流动的重任，即使弊端再多，冲着这两点允也不能完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