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欧洲大学所学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的教学大纲)，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宁患不易晓哉。
王氏翻译“关切民生日月”，“国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说:“先生(按:邓玉涵)为宗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然图中之说，巧器颇多，第或不甚关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还在该序中挑战儒家传统对科学的偏见。
“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与此同时，他还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称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心，认为各科之书都需认真翻译，不可偏度，这对于后面清代的翻译之选材是有比较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译理论专著《潘清说》虽然不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的专著如通此之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就翻译理论而言，陈福康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论著。
原说是乾隆五年(1740年)内府刻本，共六页。1932年秋为刘半农发现并收藏，现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全文共1600多字，言简意赅，有不少关于翻译的深刻见解。
论翻译之道，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
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牢焉。
论“正”:(儒家的“正”可指身正、心正、德正。“正”之文与君子的“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厥中”之质相联系。)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译标准: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靖文之精蕴者。气势畅沛，??字句安妥;体认精禅;??或则含义，或则传禅，不支不蔓，??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
第三时期清朝中晚期(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翻译活动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精神鸦片，天主教外国商人在与中国政府的贸易中带来了物质鸦片，随他们而来的是外国的洋枪洋炮和精锐军队。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摄于日益壮大的中国天主教队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中国开始进入闭关自单时代。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专权弄术，昏庸无能，迂腐愚昧的满清官吏们不思进取，致使明清科学家们揭开的科技救国萌芽夭折。
因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军队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无力抵抗，才被迫签订表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从此之后，西方各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发起挑衅，而清政府无力抵抗则是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协议，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
也正是因为战争的失败，政治上的沦落才惊醒了满清知识分子所谓的“天朝大国”之梦，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些有识之志自觉行动，迅速改变研究策略，大力提倡“实学”，“经之学，不在寻常摘句要为其有用”。
像是清道光年间逐渐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已任的改良派。他们主动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向异域求取新声，大力提倡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从军事和科学上革新中国现状，形成了明末之后又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而梁启超的话，则将清朝思想学术进化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附段是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想学到外国的船坚炮利;第二阶段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体悟到不可能以旧心理运动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不至于此，梁还说，第一期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而第二期“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几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同前)。
伴随着西学东渐潮势的加强，对西学内容的引进也逐渐由科学进化到人文科学，进而到文学，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严复译《天演论》、《法意》、《群肆已界》等，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马君武、苏曼殊等译拜伦，晚清翻译的作品逐渐由对“器”、“末”、“技”的层次上升到法律、思想、哲学、经济、文艺等对“道”、“本”、“艺”的探寻。
从翻译题材体裁到文艺思潮的变化可以将清代的翻译分为三个阶段:科技翻译(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思想哲学翻译(戊戌变法前后，文学翻译(五四运动)。
李伟将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分为五个章节:近代翻译的发轫(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实用科学书籍的译介(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译书为维新(戊戌维新时期的翻译);西学输入的大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翻译);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本章节主要锁定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理论，从科学、思想、文学翻译的进化的三个层次来归纳这个时期的翻译史。
首先是蕴酿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有林则徐、魏源、徐继、梁廷枏。马祖毅将林则徐称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林则徐的话，自是不必多说，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了，字无抚，字步穆，晚号竣村老人，福建候官人。
而且他也是清朝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被范文澜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从13岁(1798年)“郡诚冠军”起到54岁(1838年)以钦差大臣临广东查办海口事物为止，40年仕途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不同于当时的地主阶级，关心国事和民间疾苦，在帝国主义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焚烧鸦片振我中华雄威，打击嚣张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气焰，被视为当时的爱国主义英雄。
比如他主张清政府向西方学习，在广州禁烟期间主张翻译西书，组织翻译英文报纸，了解敌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设立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道光洋艘征扶记》)。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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