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到辽道宗萧观音耶律乙辛等人，就不得不提一下辽朝这个国家了。
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辽朝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政权，在公元916年，由阿保机建契丹国，到公元947年正式建国号为大辽。
而自辽朝建立之初，国内便存在以游牧渔猎为生的契丹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以及以农耕为生的汉族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
同时，因为这两大类型民族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的差异。
因此，为了缓和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民族之间的矛盾，并对两大类型民族进行有效的管理，辽朝统治者在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制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针对契丹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等民族不同的管理政策。
也就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这些“藩汉分治”的政策，充分遵了“因俗而治”的原原则，为辽朝社会生产力及文化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民族关系的维护及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辽朝这“因俗而治“政策的积极因素对于后世乃至今日我国的民族政策的完善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至于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具体体现的话，像是前文藩汉分治的职官制度。
首先，辽朝皇帝集双重身份于一身，就是即对汉人和渤海人行使皇权，也对契丹等游牧民族则具有可汗的权威。
因此，辽朝在职官制度方面也应充分照顾到境内藩汉杂处的局面。
在辽圣宗以后，辽朝在中央形成了四时“捺钵“制度，即大辽皇帝在渔猎地区所设的行宫，一年四季往返于“春水，消夏，秋山，坐冬”四时“捺钵”之间，辽朝的一些重要官员也会随着“捺钵“活动，“捺钵“成为了流动的朝廷。
此外，自辽太宗之后，辽朝统治者为了统治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民，在地方建立了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双轨官僚机构，实行“藩汉分治”。
北面官有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着帐官，北面皇族官，北面诸帐官，北面宫官，北面军官，北面边防官等，主要掌管辽朝皇族事务，契丹部落及属国的军政，行宫，军队和边防等政事。
而南面官主要管理燕云十六州汉人聚居地的地方行政，财经和军备后勤等事务。
起初“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日后又采用宋朝管制。
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分别为南北两面官的最高官署，即所谓的“一国两枢密”，但军政决策主要由北枢密院来进行，即“北衙不理民，南衙不理兵。”
由此，辽朝在地方实行双轨制的政区建置，即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政区，在汉人聚居的地区实行州县制政区。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辽朝依据各部落的大小强弱情况将其分为大小不等的部族，例如辽太祖时将迭剌部一分为二，变成五院部和六院部，各置夷离堇，太宗时又更夷离堇为大王，称北大王院和南大王院。
比外还称乙室部和奚六部的首领为乙室大王和奚王。
小部族的首领称为节度使，部族之下称为石烈，瓦里，抹里等。
在汉族地区，辽朝“五京及州县，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分别为上，中，东，南，西五京道的行政中心，每道都管辖着若干汉族州县。
双轨制的政区建置由于尊重了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因而发展良好，形成了“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的局面。
辽朝还针对以汉族和契丹等其他民族生活习惯存在差异的现状，针对各民族的实际生活习惯采取了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管理。
用契丹固有的法律制度来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用唐律，唐令，后用宋律来治理汉人和渤海人。
辽太祖神册六年(921)起，太祖阿保机命僚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
自此，在契丹，奚等民族内实施新制定的成文法，汉人及渤海人沿用由汉官参考唐律拟订的汉法，以契丹法治契丹及诸夷，以汉法治汉民双律并行。
契丹人犯法，由警巡院使审理;汉人犯法，由所在州县官审理。
在萧太后摄政时，为了缓解藩汉之间的矛盾，曾经统一遵循“汉法。”
但由于汉法与其他民族法律之间存在差异，并且非常繁琐，因而无法在契丹和其他民族之间进行良好的贯彻，在大安五年(1089)，恢复了契丹法和汉法并行的政策。
还有就是二元的选官制度，辽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汉化的程度也在加深，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其选官制度方面。
辽朝的选官制度分为两类，北面官通过世选进行选拔，即从具有才能的世家子弟中择优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
南面官则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在世选制中，不同等级的官员要从不同等级的世家中来选用，所有的官职都要经过世选产生。
辽朝起初设科举的办法为“限制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程文分两科，日诗赋，日经义。”
辽圣宗统和六年(998)，在萧太后和丞相韩德让主持下“诏开贡举”，“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嘲这为汉族知识分子提供了良好的参政途径，从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以后，科举制形成定制。
起初辽朝科举制是专门为汉人开设的，不允许契丹以及北方其他部族人参与，但后来也允许渤海人应试。
以及包容差异的礼仪与服制制度，辽朝在礼仪与服制制度上，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差异，保留了各民族的传统。
首先，在祭奠礼仪方面，辽朝保留了契丹族传统了“柴册礼”，专门适用于契丹族的祭奠仪式;此外还模仿汉人的礼仪在“五京“地区实行汉族的“大册礼。”
其次，在服饰方面，辽朝政府并没有在国内强行推行契丹的服饰和发饰，而是坚持了契丹和汉人的服饰和发饰并存，采用“北班国制，南班汉制，从其便焉，”的原则。
“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
第三，在仪仗方面，辽朝也有国仗，汉仗和渤海仗之分。
国仗，“其制甚简，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皆是物也，”汉仗，“太宗兼制中国，秦皇汉武之仪文日至，后嗣因之，”渤海仗，“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羽卫以迎”。
也正是辽朝实施“因俗而治”的政策，促进了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方面，“因俗而治“政策保留了契丹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为基础吸取了汉族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利于契丹的社会进步。
在汉族生产方式的影响下，辽朝在建国之初就懂得打造铁制农具进行农业生产，并且不断得在改进耕作技术，辽朝的农民发明了诸如筛选早熟耐寒抗旱作物品种的技术，修筑坡地梯田和水渠灌溉技术，牛耕细作技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