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够解决这一现象的，还是在于减少农业的从业人数，提高农业的人均生产效率，再对外来粮食征收巨额进口关税，如此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真正提高农民们的收入，舍此别无他法。
但难题在于，这样是与东岸政府制定的开疆拓土的政策相背的，阻力很大。你从租地经营大农场的难度就可以看出来了，地方农业部门会严格审核你的资质，确保你拥有一定的技术、资金，同时还有管理水平，基本上批准的难度是很大的，且每年的牌照都是有数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业的人均工作效率是很难大幅度提升的，因为国家需要把大量的人口投入到农业方面，需要将小农生产阶级维持在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状态之上。虽然这种状态在这些年来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但不管怎样，至少短期内我们仍然看不到政府会转变政策的可能性，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农民冲向渺无人烟的祖国边疆，然后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一点一滴改变当地的环境，使其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及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地方政府在这种边疆开拓活动中也是直接受益人之一。他们通过中央政府额外增拨的大量公地开发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吸引拓荒者前来购买，以此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财政”的立足点就是有大量的移民拓荒种地，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何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非常钟情于小农阶级，倾向于维持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了。
河西地区的拓荒移民主要还是来自本土移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县份出生的年轻人，因为本地没有足够的公地开发指标，工商业也无法吸纳足够多的人口，因此只能背上行囊前来河西，做这第一代的拓荒者，为子孙后代打好基础。
前来赶集的人有很多都是妇人，这在其他地方较为少见。东岸共和国的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权社会，社会文化就非常重视父权在社会及家庭管理中的作用。
不过，由于实际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一些后世理念所带来的冲击，东岸的社会文化比起旧大陆其他国家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要更倾向于女性一些的。比如，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家长其实并不是事必躬亲的，他们更侧重于对家庭宏观经济的把握，即在如何经营产业、房产置办、婚丧嫁娶等事关家庭重大收支项目之类的事情上做出决定，其他的日常性的经济支出基本上都由妇女管理。
这些妇女平时掌管着家里的钥匙，甚至是保险柜钥匙（如果有的话），各种日用品的采买及副业经营所需的各类物品都由她们一力负责，社会经济的参与度非常之高。无论是家庭饲养、手工编织，还是协助家长安排家庭财物的用度，女性特有的精打细算和细致管理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这体现了东岸的妇女生活有别于传统文化中妇女角色的地方。
甚至于，听说最近政府有意进一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允许妇女成为农业户口的户主，并以户主身份订立契约、买卖房屋、投资金融市场等等。在这以往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东岸社会，其妇女基本只能以私人身份处理私人财产，而不能以户主身份处理家庭财产。这次的改革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对社会层面的冲击不可小视。
手工编织、买卖房屋、贷款借粮、典当质押、购买股票、签订合同等等，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东岸社会的妇女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会非常之深，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妇女较少出户及更少的介入经济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其中既有穿越者带来的后世观念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有东岸地广人稀，开荒工作极为艰苦，需要妇女重度参与的因素，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东岸独特的文化。
河西乡的集市一个月才开两天，一般集中在月底。在这两天内，不仅本地人带着各种货物前来交易，同样有许多外来商人前来进行交易。他们往往是从河对岸的东岸控制区过来的，而货物则要更远一些，多半是来自河间以东的东岸大草原上，那里是全国工商业最大发达的区域，生产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而在从那儿进口而来的各类商品中，最受河西当地百姓欢迎的，无疑是种类繁多的农具了。
河西的农民们对于扩大生产面积普遍持怀疑和审慎的态度，这是由他们朴素的经济思想及传统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正如“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力气又省田”，因此他们非常看重优质金属农具、优质种子、肥料等能给单产带来极大增长的东西，而不是贸然扩大生产规模，给自己带来不可测的风险。
谨慎经营、勤俭持家以及妇女更多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是河西地区的拓荒人民的典型特征——才能够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广大东岸拓荒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也正是他们这种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坚韧品质，才使得华夏东岸共和国的实控国土一点一点地顽强向前延伸。越过高山、穿过森林、跨过河流，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可以阻挡他们拓荒的脚步，他们燃烧了自己的青春，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将一片又一片的土地转化为繁荣安宁的国土。原本的边疆变为腹地，曾经的荒山成为果园，旧时的草地成了一望无际的规整农田，阳光下的生存空间就此开辟，子孙后代永受其利。
华夏东岸共和国的拓荒农民，就是这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