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些资源并不是不可否缺的，也不是不可代替。
当然，最关键的是石油。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石油危机中，来自伊朗的石油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进口石油时遇到的麻烦。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期间，正是伊朗等产油国积极扩大对华石油出口量，才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基本没有减少。到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甚至超过了一九七五年。
只是，石油危机已经过去，阿拉伯国家也因为埃以缔结和约而土崩瓦解。
到一九八二年，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均于中国恢复了石油贸易，而且均在新的金融货币体系下，承认了华元的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伊朗的石油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的比重并不明显。
说白了，即便没有来自伊朗的石油，中国依然可以从沙特、科威特、卡特尔与阿联酋购买到足够多的石油。
事实上，中国自身就是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受石油危机影响，中国在七零年代后几年，加大了国内油田的开采力度，还扩大了勘探范围。
当时，中国已经在东海与南海发现了好几座储量惊人的海上油田，而且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向远海进军。
到一九八二年，中国的石油产量仅次于沙特，为全球第二大产油国。
为了获得了稳固的能源供应，中国zhèng fǔ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明确规定石油的国产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五。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的石油，有半数以上由国内油田供应，进口所占比重不到一半。
此外，在石油危机期间，中国还扩大了石油的战略储备量，储备能力由满足国内半年消费需求提高到了一年。到八零年代末，还提高到了一年半，并且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提高到了两年。
当然，扩大战略储备，主要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稳定市场。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次爆发石油危机，中国就能够用储备的石油来平定油价，从而降低由油价波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中国拥有控制油价的能力，即削弱产油国集团对油价的影响力。
此外，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中国也在积极改善能源结构。
这就是，大力发展以核能为代表的新兴能源。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核电站最多的国家，可核能在全国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五。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台了大量鼓励发展新兴能源的政策，也加大了在新型能源技术领域的国家投资。到一九八二年，中国建成与在建的核电站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近三倍。按照中国zhèng fǔ制订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预计到二十世纪末，核能在国家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提升到百分之三十。此外，新兴能源占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如果以一九八二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准，等于可以减少一亿吨的原油进口量。
这些错误，无一例外的都削弱了产油国，特别是某个主要产油国发生变动对国际油价与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让中国不会再像石油危机那样被能源绑架。
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让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能源领域都不具备决定xìng的影响力。
说白了，在中国建立起了健全的能源生产、供应与保障机制之后，只有中国能够决定能源的价格，而其他任何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无法左右能源价格，也就无法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
显然，伊朗的石油并不足以让中国发动战争。
至于天然气等其他资源，就更加没有催生战争的重要xìng了。
要知道，要到八零年代末，在LNG等船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天然气才成为重要的贸易能源，而在此之前，天然气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大宗贸易的能力，因此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占的比重非常低。
像铁矿、铜矿等资源，更不可能让中国产生兴趣。
由此可见，中国没有对伊朗发动战争，关键就是中国不可能从这场很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的战争中获得足够弥补损失的好处。相反，即便中国没有发动战争，伊朗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革命反而帮了中国大忙。
这就是，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仅是伊朗，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足够让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产生jǐng惕，从而让这些国家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更加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
这其中就包括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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