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二零年代，也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发起干俄行动的时候，中国当局就曾经向日本伸出过橄榄枝，主动提出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换取日本从中国东北地区撤军，从而实现国家统一。
可惜的是，日本当局拒绝了送到家门口的和平。
如果日本人有远见，就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至少能够确保朝鲜依然在日本的控制之中。甚至可以说，如果日本人有远见，到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就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盟友。这两个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只要联合起来，就肯定能够击败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事实上，即便在大战爆发前，中日也有实现和平的机会。
这就是，在德皇威廉二世访华之后，吴铁生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即与日本签署友好互助条约，暂时稳住日本，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红俄，在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取得了欧亚大陆的霸权之后，再对付日本。
做为备用方案，中国外交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一九四零年四月，中国驻日大使就向日本当局提出了签署互助友好条约的意愿，并且首先承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日战争，也希望日本当局能够做出同样的承诺，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攻击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当局再次拒绝了递来的橄榄枝。
战后，很多日本历史学家就认为，如果当时与中国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而法国又如此迅速的战败，红俄也迅速战败，那么日本当局就不会发动战争，至少不会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中日和平至少能够维持数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也就不会在一九四零年爆发，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缩小为一场欧亚战争，美国与日本都不大可能参战。
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至少日本当局错过了两次避免战争的宝贵机会。
当然，日本与和平失之交臂，也是注定的事情。
别忘了，在中日朝鲜半岛战争之后，军国主义集团掌握了日本的军政大权，军人内阁左右了日本的基本政策。如果与中国实现和平，那么日本的军人政府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其权力也就得不到保证。更重要的是，到大战爆发前，日本的军国主义集团已经与国内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工业已经完成军事化转型，主要利益集团都成为了军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如果没有扩充军备、如果没有对外争战，日本经济肯定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住进首相府的官员、乃至任何有资格成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都是战争的积极推动者。
在战败之前，甚至连日本平民都认为，中国与日本不需要和平。
当然，这也与一九三三年的中日朝鲜半岛战争有关。
在此之后，日本从上到下，乃至连青少年都把中国当成死敌，甚至在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都把中国形容成日本的死对头，似乎只要中国强大了，日本就没有生存空间，日本人连肚皮都填不饱。
这种植根于国民灵魂深处的仇恨，正是推动日本向中国开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生根发芽的土壤。
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之后，日本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认识到，战争带给日本的绝对不是繁荣与富强，而是毁灭。
当然，这种认识，也与日本崛起时的两场对外战争有关，即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
正是这两场战争，帮助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列强需要用两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积累，为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结果就是，几乎所有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都认为只有通过战争对外掠夺与侵占，日本才能发展壮大，也才能够繁荣与富强，成为掷地有声的世界大国。
错误的认识，加上极端的方式方法，日本不可避免的要在倾国豪赌中输掉在赌桌上赢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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