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自知理亏，便出彩缯五百匹，钱二千贯，低声下气挽留于公异，可于公异丝毫不领情，把李晟送过来的钱帛扔在地上，单骑回马，自陈仓道返归京师去。
回京师后，张延赏立刻向皇帝推举于公异。
很快，于公异以六品身份入翰林学士院参预机务。
同时李晟的大女婿张本来要去剑州为刺史的，也忽然不走，被改任为京兆少尹，开始和张延赏频繁接触，似乎因嫉妒李晟对小女婿崔枢的偏爱，而和泰山分道扬镳。
掌书记没了，大女婿没了，又落了个慢贤的骂名，故而担惊受怕的李晟灰溜溜地去了蜀都城，不由得想到高岳，便通过旧部下蔡逢元给高岳递送来信件。
内里希望高岳能说服刘晏和韩联手，同掌天下利权，来对付张延赏、马燧的同盟。
信交到高岳手中时，他正在长安的宣平坊当中，观看宫廷里的梓匠和瓦匠们，正为他起宅第。
因为先前皇帝答应，让他和韦皋入四品，并于京师各赐甲第一所，其中韦皋宅第在邻靠曲江的修政坊；而高岳则在宣平坊，此坊北靠安邑坊，南临他岳父崔宁的升平坊。
高岳的宅第，就在这宣平坊的东南隅，原本为所亲王府，荒废后列入官市，现在由皇帝下赐给他。
对于唐帝国的诸多官僚而言，进士及第往往只是第一步，能在长安城里得到宅第，立下足来，才是人生的真正荣耀。但做到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长安不但米贵，居住更贵，向来有“米珠薪桂”的形容。比如白居易，在当翰林学士时，因在长安生活成本太大，感到靠学士的俸禄奉养母亲陈氏已力不从心，便上书宪宗皇帝，求以内职（翰林学士）身份挂外官的衔，于是被任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个职务月俸有五万钱，如此白居易才安顿下来，并得以于长安城内营治宅第，让母亲颐养天年；另外个例子就是杜牧，他在京城里当司勋员外郎时，每月俸钱四万，按理说不低，可为了供养病中的弟弟，和孀居的妹妹，只能上书宰相，求外放为杭州刺史（杭州刺史月俸有八万钱，还有灰色收入），在启文里杜牧对宰相说，“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宰相并没答应，把他升为吏部头司员外郎，按理说已经升官，但杜牧还是不依不饶，三次上书宰相，请求外放，最终得偿所愿，去上州湖州为刺史，仅仅当了一年，就回京升官为吏部考功司郎中，杜牧去湖州前那是全家饿得慌，可回来后不但全家衣食无忧，居然还开始在长安外的樊川营造起别墅来按照杜牧外甥裴延翰的说法，自己的二舅（仲舅）正是“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的足见这小杜，在湖州任上刮了很多钱财（中晚唐，刺史除去朝廷正常规定的俸禄外，还能从州一级财政里搞到钱给自己发额外津贴）。
不管如何，白居易和杜牧的例子都表明，在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伟大的长安城，不要说低端人口，哪怕是低端点的官僚，都是很难生存下来的，莫要说营造宅第了。
可现在三十二岁的高岳，因奉天城扈驾的功劳，不用自己花钱，便直接得到了宅第的赐予。
这样，高岳和云韶夫妻俩，此后在京内便不用寄宿于岳父的升平坊宅院了。
皇帝给他的宣平坊甲第，据称规模是不大的。
等到高岳亲眼看见后，察觉规模确实不算大，也就三院九亩地，折合算来，区区六千平方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