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高岳还得出个判断：此次盐法大坏，盐利锐减，背后还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及东南各位盐商、官吏的捣鬼。
皇帝将手抬起，示意高岳给各位大臣当面“抽丝剥茧”。
于是高岳便说起来。
这些事项，刘晏、萧都详细回复过他，故而他对大唐的盐法问题认知还是很深刻的，自然不难识破李元平的花招。
“现在我唐在东南的盐法出现了怪现象，那便是榷盐价为三百五十文，市面价却只为二百文，可盐商还在其中牟取极大暴利，诸公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盐商买盐的价钱远远高于卖盐的价钱，还能有这么大的利润？”
没错，高岳而后指出，这便是“虚估法”变质后的恶果。
盐利这东西是怎么来的？说穿了，就是国家强制地将这种自然资源搞成专卖制，老百姓要吃盐，就不得不掏钱给国家，如此构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间接税。
流程大约是这样的，国家设立院、监、场、亭等机构，把盐的生产、贩售、运输、储藏的环节都包揽下来。盐这种东西，和田地出产的粮食不同，种粮食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人力、畜力、水力、种子、肥料等等，盐要什么呢？海里湖里应有尽有，最多费个熬制成本，七算八算，唐朝一斗盐的成本（也就是所谓的盐本）是七文钱，再加上运输的脚力钱，平均下来也就十文的本钱，唐朝每年海盐产量，光是东南一地，就有六百多万石之巨。
物以稀为贵吗？不存在的，盐利是完全脱离市场规律存在的，就好像现在的房价一样（这条删除）。
可当盐从亭到了场榷卖时，一斗盐的榷价，就变成了一百一十文钱，一下飞腾了足足十一倍。
盐商们就按照榷场价，从国家手里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价格把盐给买下来，你必须从榷场买，不然就是“私盐贩子”，抓住要砍头的。
然后盐商就把盐转到市场卖给老百姓，每斗两百钱，盐商在中间赚了九十文钱，政府则是一百文钱，总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
大历年间朝廷财政困难，什么都贵，特别是西北的边军每年春冬季节都要衣赐，可原本的衣料主产地，河朔割据了，河南则被战争摧残得七零八落，朝廷的布帛衣料继续要依仗东南当时主掌国计的刘晏就搞了个虚估法来，规定盐商在买盐时，一半用钱来支付，一半必须用布帛来支付，为了提高盐商给布帛的积极性，刘晏便说，布帛价钱固定为一匹四贯钱，而后用布帛换盐，每一贯钱再往上抬二百钱。
中间的计算公式不难，但有点繁琐，简单地说，就是盐商用布帛买盐时，拿出一匹布来，就能赚取八百文钱。
这样盐商除去榷买和市卖间，每斗盐固定赚取九十文钱外，还可从虚估法里赚取一部分，盐商肥起来了；
朝廷呢，更是一本万利赚翻了，刘晏时代，每年盐利号称有六百万贯；
对老百姓来说，虽然是绝对无疑的被盘剥阶层，可每斗二百文的价钱，也不算太贵，还能保证自己的食盐摄入量。
不过应清楚地看到，刘晏这六百万贯的盐利并非纯乎是钱，按照虚估法，一半即三百万贯是钱或者轻货，另一半三百万贯则是布帛，按照大历年间的物价，应是三百万除四（一匹布四贯）即七十五万匹。
这七十五万匹布帛，就拿来赐给西北的边军，和防秋的关东方镇兵，有效地增强了唐朝在最危机时刻，对西蕃入侵的防御力量。
原本如此持续下去，刘晏的盐法对朝廷、盐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可谓最完美的均衡。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军国用度的支柱盐利，居然沦为皇帝眼前这堆土绢、玳瑁、漆器这样的货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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