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号）之政”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评价的“有贞观之遗风”，而是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一个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的君主，一个使国家疆域不断拓展、国力不断增强、民族关系不断改善的君主，怎么能用“昏懦”二字来评价呢？
唐高宗虽然生性宽仁孝友，但并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无能之辈。李渊生22子，太宗生14子，这些皇室成员往往仗势欺人，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为。李渊的小儿子腾王李元婴与太宗的七子蒋王李恽都是搜刮民财的能手，四处盘剥、掠夺，民愤很大。在一次普赐诸王时，李治说：“腾王叔叔和蒋王哥哥都善于自己经营，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只赏给他们两车麻，让他们回去做串铜钱的绳子吧。”李治虽没有严厉地惩罚他们，却使他们当场出丑，大失脸面，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态度。
高宗在处理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没有一丝昏懦和畏手畏脚。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652），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事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原是魏王李泰一党，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的丈夫薛万彻、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的丈夫柴令武、高祖的六子荆王李元景等人也各有牢骚，他们便联合起来，阴谋发动政变，妄图推翻高宗的统治。事变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李恪是主谋。高宗对此事做了果断处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株连很广，吴王李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昏儒”挂钩？
至于唐高宗宠信武则天，最后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则要做具体分析。在高宗当政期间，废立皇后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从表面上看，高宗不顾朝中元老的阻挠和以死相谏，一定要将服侍过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娘立为皇后，似乎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但事实上，废立皇后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顾命大臣与高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这一矛盾。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为首的顾命大臣是太宗生前在翠微宫中所做的政治安排，所谓是“受遗令辅政”。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同心辅政，初登大宝的新君对他们自然也“恭己以听”，颇为尊重。君臣之间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好时光。但是，这些元老自恃有功，希望高宗能完全听命于他们。这时，高宗已近而立之年，不想再完全被他们左右，所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当高宗和这帮顾命老臣撕破脸皮、公开决裂之际，便是他冲破贞观顾命大臣的藩篱之时。他不情愿生活在以先帝遗命为借口与他作对的政治包围圈中，他想要做一个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所以，当许敬宗等人迎合武则天解除威胁的需要，诬陷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时，唐高宗就趁机将长孙无忌等人贬黜，随后又置于死地。可见，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的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也是唐高宗的旨意。经过皇后废立事件，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即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由支持武则天做皇后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组成了新的统治中心。其间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懦”。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带有强烈的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主导的评价色彩。高宗身体状况不佳，晚年犯了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常常“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加之武则天生性聪慧，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与高宗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参政的主要原因。
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与历史上评价的高宗任由武则天“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664）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离开人世还约有十年。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而且，高宗并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他还常常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在弘道元年（683）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高宗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所以，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
唐高宗也许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皇帝，但绝不是“昏懦”的皇帝。唐高宗平稳地做了35年的皇帝，在唐朝所有皇帝当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