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一团和三分区特务营打了已有一天两夜，指战员都极为疲劳。敌人从淮阴、淮安、涟水等处调集的援兵达千多人，廖政国下令部队转移。七号日寇出动七架飞机扫射轰炸车桥，车桥残敌在援军接应下得以逃窜。
八日，粟裕将车桥战斗情况电告华中局、军部饶漱石、张云逸并报中央。这一仗事前粟裕没有跟军部请示，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有不满之意，第二天发电报说：“车桥战斗大破强敌，获得大的胜利，此种英勇行为是很好的。但来电所说，为便于坚持与调集干部整风，必须打开淮宝地区作为阵地的估计，似是不妥的。……一般说来，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的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如果过分刺激了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的大报复，结果妨碍整风。”又说：“以后你们如有比较大的主动出击敌人，望先电告军部，但在紧急情况例外。”
陈丕显、管文蔚等人看了电报如同冷水浇头，内心不服。副书记陈丕显私下里认为这是苏中区领导对陈毅的态度引起饶漱石不满，故意找岔子整一师和苏中区党委的领导。
陈丕显倒也不是无中生有。去年十一月，军部陈毅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军长由张云逸代理。陈毅此行说得好听是奉党中央之命调往延安的，说的不好听是被饶漱石挤到延安去的。陈毅一走饶漱石就召集华中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开会，给陈毅例了八条罪状：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第二，陈毅一贯对抗中央；第三，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最后饶漱石要各负责人回去将此精神向分区、地委、行署负责人传达。代表苏中区的是陈丕显和管文蔚，两人不赞成饶漱石的说法和做法，但回到苏中如实向粟裕汇报了情况。粟裕态度明朗，没有按饶漱石的意思将会议精神向下传达。
众人商议，觉得没错，于是以粟裕、叶飞、陈丕显的名义回电详细申述组织车桥战役的充分理由。
众人困惑之际，捷报传到延安，**当场欣喜地赞了一句粟裕：“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的这句话这些人听不到，但他们听到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关于车桥的消息，听到了“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的热情赞扬；他们还得知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祝贺，高度评价了车桥战役。众人这才感受到鼓舞和振奋。
十三日，军部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改了口风，发来电报表示：“车桥战役即已打了，而且战斗打得很好，不过今后关于较大战斗部署，应先电告军部。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
此时车桥战役已胜利结束，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守敌退守淮安，新四军乘势收复杨恋桥、大吕舍、望直港、蛤拖沟、鲁家庄、蚂蚁甸、受河、周庄。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为新四军全部控制。
此战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一师歼日军四百六十多人，伪军四百八十多人。还俘日兵二十四名。八路军总部公布：“车桥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是1944年以前我军在一次战役中俘敌最多的一次。”
此战消息传到东京，日军本部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日寇正在走下坡路，但仍会附隅顽抗。粟裕为瓦解日军，决定亲自接见战俘。随即被俘日军被押到师部。当地居民和战士们闻讯前来围看战俘，欢快地议论着。
战俘的脸上已全然没有被俘时的悲哀和恐慌。他们知道新四军不会杀俘虏，一定时候还会释放战俘。一个叫山本敬一郎还盘算将来新四军释放他时，他到南京或上海开个澡塘或饭馆过日子。
和山本一起被俘的有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在内的十四五个人。他们怕回去后受日军法会议的审判，当中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就出主意报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他们都阵亡了。山本敬一郎就化名山本一三。山本事前不知道进攻他们的部队是新四军的哪一部分，被俘后才知道攻击他们的是新四军第一师。日本人只服打败了自己的人，山本一山敬畏地说：“你们的粟裕埃拉伊！埃拉伊！（日语‘了不起’）！”
粟裕来时，陈超寰向战俘介绍说：“这位就是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粟裕将军！”
“怎么，这个人就是粟裕？”战俘震惊不已，瞪大了眼睛。新四军打法之狠使他们心悸胆寒。他们全部惶恐地站起来，恭敬地向粟裕弯下腰以示臣服。
叶飞、刘先胜、陶勇凯旋而归，风尘仆仆回到了师部驻地。
“打得过瘾，打得过瘾!”陶勇说，“守备战固然也是战，但比不上这次硬敲东洋鬼子的脑壳来得痛快。”
陶勇将缴获的一匹战马作为礼物送粟裕，那是一匹高头大马。粟裕骑上去溜了溜，乐呵呵说：“好马！——准备搬家！”
测绘参谋毛进带秦叔瑾、黄毅、王祥林等人前往淮宝一带调查地形，为军区机关转移打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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