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百分之九十的问题都是当官和他们所从属或豢养的文人阶层的错，他们再怎么春秋笔法，也逃不掉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因官僚增多和战争使税赋不断上升，而土地又不断被兼并集中在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贵族、官僚、地主手中，这就使土地不断减少的小自耕农的税赋双重上升，使得农民失去土的，被迫逃亡。而朱明政府却还要强制实行征收，把逃户的赋税分摊到未逃的农户身上，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所在群盗，半是逃户”。
明末时期，小冰川时代连续几十年的旱灾，然后紧接着蝗灾，这些频繁的灾荒让那些还未破产频临边缘苦苦支撑的农户再也承担不了，只得加入破产农民的行列。因土地兼并失掉土地，然后被苛捐杂税、天灾**逼到破产的农民便成为起义军的基本组成部分。
那个白衣飘飘风度翩翩的大才子钱谦益就是土地兼并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家有数万亩良田，还在苏浙一带广开店铺，皆因他是士绅，免征钱粮赋税。东林党人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兼着大地主大商人。崇祯皇帝迫于祖训，不敢向他们这些士子官宦富绅收取田赋，又被他们抵制着收不到商税矿税，只能向本来就穷困潦倒的自耕农继续收，逼民造反不过如是。
如钱谦益一般道貌岸然的混蛋，在明末可算得上比比皆是，尤其是东林党中人，谁家没有成千上万亩良田都要被人笑话。被李定国深为推崇的卢象升也有一个污点，他是东林党人，不过崇祯年间东林党人一手遮天，浙江人卢象升加入东林党，亦是无奈。
虽然李定国看得出，明朝灭亡满清猖獗八成错在官僚士绅阶层，但他也不能搞一刀切，只依靠完全的农民阶级不足以得到天下，刘邦、朱元璋这两个草根皇帝他们依靠的近半都是士绅出身的英才，后世某个王朝的领导层大半也都是地主富绅家庭出身，毕竟旧时代的精英还是要靠起码的基础教育才能保证。
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埋藏在字里行间的几乎全是官本位导致的一系列恶果，包括土地兼并，大部分朝代都是搞官绅不纳粮或少纳粮来笼络争取士子的支持，这也是官本位的一个表现，搞土地兼并的主体都是官僚或官僚背景的地主、商人。
但李定国就是再狂妄，也不敢一下子就挑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想走王莽的老路，土地改革和“官绅一体纳粮”的改革还是等完全夺取天下才缓缓而行吧。
用暴力消除土地兼并，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井田制度，太激进了。李定国还真不敢马上喊出那样的口号，目前他让西营义军抄家甚至灭门的都是那些在乡里颇有恶名人人生厌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道貌岸然素有贤名的地主豪绅他暂时还不会动。
对于那些名声不坏又安分守己不跟义军为敌的地主，李定国还是抱着为了日后共同抵抗满清鞑子现在要构建团结统一战线的态度。即使是索要钱粮，李定国还是用张献忠或自己的大印，写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在信里声称西营义军必将夺得天下，到那时这些地主带着此信件前去，原先被借出的钱粮会双倍奉还。另外，如果这些地主家庭的子弟愿意加入义军，必会给与优待，义军以后有了基业也会办科举考试，这些地主的子弟有资格参加。对于这样的地主，义军军规约束不能侵扰，违者斩。不管这些地主是否认同，至少义军要表现出尊重的姿态，久而久之，必能以德服人。
团结罗汝才的曹营人马，团结摇黄武装，团结其他义军杆子，甚至团结那些名声不坏又不跟义军为敌的地主士绅，这就是李定国初步构建的团结统一阵线。在前期，朱明朝廷及其治下大贵族大地主大官僚的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是所有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就可以此为基本的心理互通桥梁，让所有力量聚合起来，跟朱明朝廷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