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一定要去那儿吗？”沈韵问。等喉头终于松弛下来，声音却似乎来自另一个人，并且还问了一句她本来没打算要问的话。
“一定！一刻都不要耽误！”瞿兆迪回答得简单明了，正是北京人常形容的那种“嘎嘣儿脆”。
“你是不是，还能多告诉我点什么？”沈韵的态度已转为乞求。
“哎～”许久后，那一头传来长长一声叹息，然后“啪”一下，电话就给挂断了，瞿兆迪再次消失在了沈韵的世界里。
话筒放回原处，导播间静得仿佛连空气的流动都能听见。瘫坐在地毯上，沈韵还像以前那样望着一排电话，努力回忆与瞿兆迪通话用的是其中哪一部。她的脑子实在是太乱了。
低头看父亲的手表，一晃神，竟见到平坦的表面变作了一张怪物的脸，朝她阴阳怪气地笑着，那坏笑，与瞿兆迪有几分相似。
凌晨四点，沈韵拖着一只小小的四轮行李箱，站在西昌站的出口。
她决定听从瞿兆迪的安排，所以一回到租来的小房子里就匆忙收拾好了行李。
其实北漂的两年，除去生活必备品她什么都没添置，要说需要打包带走的东西还真不多，除了满屋子的科学书籍与杂志。
那些沉重的书本，终于到了该舍弃的时候，就像老家那台双筒天文望远镜。
在电子书普及的今天，她这一屋子宝贝用一个电子阅读器，应该就能给全部概括，于是直到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这些年来，自己确实是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妹妹沈音对她的讽刺不无道理，只是用“老妇女”这种字眼形容她，她不太甘心。
坐火车从北京到西昌，得花38个小时，下车时，沈韵的两条腿已因久坐而发麻。但当站进凌晨的夜风里，她竟期望这趟是白跑，两天前的那通电话，不过又是那个混蛋的恶作剧。
可她的期望落空了。
西昌站是一个位处偏远的小车站，平时人就不多，到了晚上更加空荡，别说乘客，连工作人员都难见到一个。
与沈韵一起下车的几个人，背影晃晃就不见了踪迹，大概各奔向下一个目的地去了。
沈韵不知道该去哪里，安排她来的人不可能联系得上，她只能左顾右盼地等，觉得既孤独又害怕。那个家伙，这么多年不都在暗中留意她吗？那么现在她到了由他指定的地点，是不是也该在他的监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