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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民主政团同盟，即炎黄民主同盟（民盟）之前身，是三党三派，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战统一战线，于1941年于重庆成立的。三党是章伯jun领导的第三党（后世炎黄农工民主党），左舜sheng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mai）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pei创办的炎黄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p>
由于民盟自身这种类似松散结盟性质的构架，注定了其自成立之日起，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1944年时第一目标位面的民盟，远不像后世主位面爱国电影里演的那么整齐划一，齐心协力。根据主位面历史，建国后在民盟内部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章伯jun领导的第三党，是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p>
此外第一目标位面由于红党的突然崛起，促使民盟内部也发生重大转变。本应在1946年开始，直到1949年才形成的，民盟内部第三极，以罗隆ji为核心，把盟内个人分子团结起来（重庆成立时，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可参看天堂写的正文第45章），成为一个独立单位，以同救国会和第三党并列，相互制衡的事情，在194年末就已经成型。因而从重庆秘密来到北京的民盟代表章伯jun、罗隆ji等人，表面都代表民盟，但骨子里各有各自的利益和盘算。</p>
北京新城，汉庭宾馆，民盟代表下榻处。</p>
“伯钧，重庆那边还没有回音吗？”罗隆ji（代表民盟第三股个人团体势力）坐在屋里的椅子上，问向坐在茶几另一方的章伯jun（代表第三党），他们对面坐着的是史良（代表救国会）。</p>
“现在还没有沈老和张老的回信。”章伯jun答道，沈老是指沈钧儒，张老自然对应张澜。</p>
“可是现在红党眼看建国在即，我们再干等，是不是就要失去大好机会，让其他党派抢占先机，在新国家争得最大利益？”罗隆ji声音稍稍高亢的讲道。罗的后面所团结的力量，多是拥有英国和星条旗留学文化背景，以及思想中自由主义者色彩浓厚的人士。在此时的民盟中，由于史良代表的救国会和章伯jun合作亲密，所以可谓当权派，罗隆ji虽经常“高声”表达存在，却并没有多少实权。</p>
“我觉得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沈老、张老定下基调，方好进行下一步的具体磋商。”史良插话道。尽管学识出众，做人风流的罗隆ji本人，曾让史良心生爱慕，并主动写过情书给他，但感情和政治对他们这个地位的人来，绝对是两回事。</p>
“可是一旦建国，我们将以如何身份参与其中，以及获得多少职能部委？这些都是事关民盟未来发展的大事！”不死心的罗隆ji强调道。</p>
“努生（罗隆ji的字），我明白你的意思，”章伯jun递给他一根烟，自己也了一根烟，深吸一口答道：“但是此次从重庆到西安、陕西，以及从陕西随红党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处理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让我触动极大。”</p>
“怎么？伯钧，有什么感想和发现？”史良插话道。</p>
“我们过去曾只有民主才能救炎黄，才能要让炎黄百姓过上真正好日子。但看看这一路来的景象，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在炎黄红党一党专政下的产物，毫不夸张的，用‘辉煌’这个词并不过分。实话，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西安和北京城里，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一排排容具中西方特色的建筑楼宇，一座座绝对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博物馆和展览馆。这一切，努生应该清楚，星条旗国内也不过如此，甚至一些地方也不如这里。”</p>
“没错，德国那边恐怕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及。我看到西安地下那漂亮整洁的城市地铁网络时，彻底惊呆了~~”拥有留德学习深造精力的史良头道。</p>
“所以呢...”罗隆ji有些不明白章伯jun话里的意思。</p>
“所以我的意思是，此时整个长江以北，和未来不久的长江以南绝大部分民众，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我猜测他们此时拥护炎黄红党的比例会高的惊人，也许会达到95%以上。毕竟我们只能靠口号给予他们‘未来的美好生活’，而红党此时现在就已经基本兑现了。这种情况下，努生，你想过没有，你还想以让民盟以非执政党、在野党的身份单独参与政府运作，谋求未来轮流执政，这有可能吗？红党怎么可能会将这样一个基础扎实，民富国强的国家，交给一个在建设环节没什么贡献的民主党、在野党？”章伯jun压低声音道。</p>
“可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民主、公正和防止**，正所谓流水不腐。”罗隆ji不服气的辩解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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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jun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通过宾馆明亮的窗户，看到外头马路两边人行便道上来往过路的行人，他们衣着整洁，虽然神情面色谈不上多么儒雅文静，甚至从气质看还非常的土气，但是每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足的，腰板挺的很直，走起来很有力。然后讲道：“多日来的接触和红党早先就透露出的，愿意建国后，有计划和时间表的让出法院审判权，已让我清楚他们不会放弃一党专政的。这应该是他们的底线，所以我需要请示沈老和张老的意见。”</p>
“你是我们仅仅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史良插话道。</p>
“差不多吧！我最近一直翻看他们《人民日报》等期刊报纸，发现他们一直在提倡类似星条旗杜威的‘实验主义’，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意思。很明显，这些有相当比例是向社会上类似我们只谈问题、谈建议、谈意见的人和团体的。报刊上他们讲‘坐而论道容易，知行合一则极难’。”</p>
“你的我也有感触，我看他们在报上举了一个例子，好像是环卫工人的，他们讲：不要老空口环卫工作干得好不好，大谈是与非的问题，像大肆指责路面出现垃圾，好似不能接受之事实。而是要将其量化分析，比如每个环卫工人负责区域面积平均大体是多少？负责马路有多长？按照一般正常劳动强度进行清扫作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干净标准具体又包含那些？是否设立评分项目和打分标准？如何设立？配置的清扫车总数应该如何控制，大型清洁车、型清扫车以及三轮微车的比例各是多少？一天往返打扫几次才既经济又合理？此外政府支付的工资报酬是否到位？”史良头道：“虽然听起来很琐碎，但是客观上讲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路子。”由于曾在德国留学，史良对于炎黄未来向德国那样，实行严谨的治国作风很是赞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