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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章 武灵新变﹙三﹚(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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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1、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建”,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九十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

2、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三九七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缓慢。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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