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天，是六月初四，二十二年以后的同一天，也有一次大赦天下，但更让人记住的确是那天清晨发生在京城内城门玄武门的流血惨案，早朝之前，秦王李世民与天策府将士用非常手段解决了同胞兄弟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进而兵谏于陛下，迫皇帝逊位，退为太上皇。――当他们用水洗刷干净玄武门广场的鲜血以后，不过半天的时间京城的街道就恢复了太平，许多年以后，老百姓们只记得那天是贞观之治的开始,至于血案，谁会在乎呢？
史书上，记载那一天则为，六月甲子。
此时隋主的大赦天下，显然有些莫名其妙，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命不久长，于是与来探病的文武大臣一一握手道别，四十天以后，他获得了“文”的谥号，史称“隋文帝”。
儒家学派在封建政治中一项最煞有介事的文字游戏，就是“谥法”。大人物――不论他是帝王、贵族、大臣，逝世之后，依据他生前的功业事迹，给他一个恰当的谥号，用以表示不同凡品，小民没有资格享受谥法的荣誉，有些知识分子实在忍耐不住时，偶尔也给他所尊敬的人一个谥号，比如十几年后辞世的“文中子”王通，但只能称为“私谥”。谥号不见得全是美称，也有些是恶称。希望当权派畏惧身死之后的恶称，而不敢有恶行。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死者即令坏蛋加三级，儿子登基后，谁敢提出恶称？刘彻便是一个例证，夏侯胜只作温和的反对，便被逮捕下狱。所以，只有名不副实的美谥，而没有名实相副的恶谥――当然也有，那些亡国之君，只好由战胜者和革命成功的人摆布。
又说“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根据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文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社曰文，赐民爵位曰文”，文帝能得一“文”谥，可见其生前“居功至伟”。历史上能得“文”谥的皇帝并不多，文景之治的汉孝文帝算一个，魏文帝曹丕算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明成祖朱棣也算一个……――但最出名的大概只有汉文帝与隋文帝了，这多少也能看出两者的能耐，这谥号可谓名不虚传了，可是这几个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点――帝位的获得基本属于“名不正言不顺”。
据传曹操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得一“文”谥，却偏偏不能如愿；有趣的是，隋文帝本以为自己会得一“武”谥的。这足可表明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的正确，生前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可是死了，就得让人盖棺定论，别人给予你什么名号可就由不得你了。
当然，以后自然只是一种最理想的说法，大行皇帝想要得到一个稍微响亮的谥号，要么累死累活地展现自己所有的能耐，要么尽量保证下一任皇帝是你自己的后代。而根据传统，是“子不言，父之过”的。历史车轮碾压之下，史官早已没有了“左记言，右记事”的刀笔，史书上的历史只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历史罢了，史官们的工作则更多的是为了手中的那个铁饭碗，此时的史官，如果能够在死后能面对董狐，不知做何羞愧之举呢？
同一年，当了十九年亡国俘虏的陈国后主叔宝病死，善终于家。之前，许多南朝权贵以应有的尊严迎接杨广入主邺城时，陈后主及其两个宠妃却被发现藏在一个枯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拖了出来，然后被带到了大兴，文帝难得对他们给予了宽大处理，而陈后主却没皮没脸地向前者要官做，杨坚自然只是一笑置之，而杨广显然没有父亲厚道，他给了这个以《玉树后庭花》闻名的死者追赠了大将军、长城县令以及一个“炀”的谥号。
按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而十四年后，报应不爽，当他被宇文化及绞杀之后，唐主李渊给他的谥号也是这个“炀”字，至于他同时得到的窦建德谥的“闵”，其孙杨侗谥的“明”都没有叫开。历史上，我们只记得他是一个好大喜功残暴不仁的暴君。
同一年，经学家天家刘焯刘士元同志给隋主杨广献上了最新科研成果《皇极历》，当然，官方的说法应该尊卑有序，史书应该是这么记载的：“隋主得刘焯所献历书，弃而不取。”在皇极历中，刘焯给出了一个十分精确的天文数据，提出了黄道岁差的概念和数值，并驳正了张胄历法的错误，可惜的是这并没有得到初登大宝的杨广的重视，因为那时候他正为弟弟杨谅头痛不已，但我们从皇极历中可以记住一个词――四舍五入，显然，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少有的发明创造。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在刘士元同志的名片上再印上几个诸如“科学家”，“发明家”之类的头衔。<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