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大富今日宴请自己，大概就是受了十三行中大东家的委托，来探听官府的口风。像卢文锦等李氏船行的东主，和自己太熟，如果直接来问，万一话说僵了，连转弯的余地都没有
这时候，就听见张大富说：“老弟你别笑我。我祖上呢，是游商，贱籍，我辛苦了半辈子，靠十三行做买卖，使了一屋子的银子，才买了个民籍。如果禁海，我这民籍还保不保得住，就两说了。”
但自明末以来，大量的资本涌入工商业，使某些商人成为坐拥千万的巨富。例如垄断盐业的两淮盐商中居于散商之上的总商，多“富以千万计”，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嬉笑而呼叱之”。
十八世纪时，江浙粮商在镇江、苏州、杭州、湖州等处，遍设粮仓，各仓经常积谷至数十万石。像这样大量地屯积粮食，没有巨额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而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浙两地。
再比如十三行中的大行商伍秉建，据李颖修从卢文锦，叶上林等人和伍秉建的账目往来推断，其财产过两千万两。
在行业中积累的资本也极为可观，比如广东沿海的诸位船商，拥有三四十艘沙船的有十余家，按每艘沙船七千两银子计算，每家船舶资产就有3o万两左右。广东每年北上天津的沙船，不下数千号。这些船只，大的载货三千担，小的载货一千六百担。如此庞大的沿海贸易，其背后的资本也可见一斑。
十三行及其他商家以及某些地主的资本，不仅经营实业，还涌入钱庄、票号、典当业。康熙初年，全国典当业有两万二千多家。每家资本，最多达八万两，最少也有一千余两。全国典当业资本，按最低的估计，也在两千万两以上。钱庄、票号，在一些商业中心，也有很大的势力。上海在十八世纪初年，开始有钱庄的创设，至十八世纪末叶，则已过百家。
广州开埠以来，钱庄票号的生意后来居上，由于专营外贸，商贾云集，最初均须携带现银，为数达数百万两。至十九世纪初，则改由汇票往来，专营汇兑的票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钱庄已大批出现，这些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所的钱票。有很高的信用，银钱交易，自一万至数万、十数万，只须在钱庄过账，不必银钱过手。
资本的流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广州的行商，是一个地域性比较浓厚的行业，但是不少著名行商的资本，就有来自福建、浙江乃至遥远的长江流域的。
但所谓“士农工商”，商是最末等的，商人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有些商人，和妓女，工匠一样属于贱籍。
这位张大富张老板，在十三行中属于小字辈，但百万两的身家肯定是有的，好不容易脱了籍，官府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全家富贵化为尘土。
十三行中，绝无老实之人。倒卖鸦片的几人两广总督署已有备案，自不必说。像张大富这些人，平日难免用些浮滑手段。中英战事一起，他们身家所系的外贸断绝，也就人心惶惶了。
“张老哥，不用担心，我在这通商洋务善后使的位置上做一天，广东开埠，绝不会变，就是不知道这个临时的差事能做多久？”
张大富以为自己听懂了，赶紧说：“伍大东家，卢老板、叶老板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十三行别的本事没有，流水的银子有的是，大家想鼓捣些主意，把李老弟的这个位置变成实缺，常置不废，还担保李老弟一直能做下去。大家都是熟人，我今天就帮卢老板带个话，李老弟有什么需要，只管开口。”
“老哥啊，你这份家业，传到令郎手里是没问题的。”
张大富喜笑颜开。
可就听见张彪在一旁说到：“李道台，我不想接掌家业，我想从军，你带我去见楚剑功楚镇台吧。”
本节经济数据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清代部分“手工业和商业中的资本”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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