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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宗道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无非还是论证"国不可与民争利".他本以为此乃圣人之训,皇帝一定无可辩驳了,却不料朱由检另辟蹊径,从"民"字入手,一句话将他问住.
朱由检见来宗道一时语塞,便如同连珠炮般地道:"士农工商,商人只占百姓中很小的一部分,能开得起银号的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其利润不论丰寡,也只是开办银行的商人个人享受,何曾惠及百姓朕开办大明银行,取其一部分利润用于国事,国泰则民安,天下百姓人人受益,非但不是与民争利,反而是还利于民,有何不可朕看倒是那些垄断银号的大商帮,大财主,才是真正的与民争利,来大人你觉得呢"
来宗道闻言大窘.他是浙江萧山人氏,与浙商过从甚密,自己也是一家浙商开办的银号的幕后老板.朱由检倒并不知道这些,不过是无心‘插’柳地问了一句,却正击中来宗道的要害.来宗道还以为皇帝已经知道自己偷开银号,而依例官员是禁止经商的,当即额头冷汗涔涔而下,再也不敢多置一词了.
"至于二位阁臣所说藏富于民,朕觉得你们是只说对了一半."朱由检继续说道,"民富和国富并不矛盾.民富则朝廷财源充足,国富方可保境安民,反过来又是民富的保证.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因此说‘藏富于民’并不妥当,朕认为说‘存富于民’更为贴切.有人认为应使国穷而民富,将财富藏在民间,尽可能少‘交’或不‘交’赋税,那就大错特错了.朝廷无财可用,何以练兵何以救灾难道指望逐利的商人去做这些事情么"
朱由检这番话,可谓诛心之论.其实不论是东林系大臣还是过去的齐党,浙党,楚党等,代表的都是士族,地主的利益.地主地多,需要缴纳的赋税也多,当然希望尽可能少‘交’.所谓"与民争利"纯是托辞,他们不愿损失既得利益才是真的.
而地主富商阶层通过官员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就真的能左右朝廷的政策.大明帝国的gdp是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朝廷却无钱可用,出现如此不合理的局面,赋税不均,尤其是对田产大户和大商人征税过轻,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朱由检‘欲’开办大明银行,几乎所有官员都想极力反对.但朱由检接连驳倒钱龙锡和来宗道,这些大臣们也自知他们真正反对"与民争利"的理由上不得台面,一时间出现了尴尬的冷场.
恰在此时,有两名大臣突然出班奏道:"陛下开办银行上合天道,下顺民心,正宜尽快推行.群臣蠢碌不解圣意,只知一味反对,又无一策可解国库空虚之危局.似此等误国庸臣,陛下问他作甚！只需乾纲独断即可."
朱由检倒没想到还有大臣帮着他说话,定睛一看,却是周延儒与温体仁.他心中当即明白:这二人不是东林党,在朝中颇受排挤,尤其是温体仁,因为钱谦益一案更是把东林党彻底得罪了,这些天来连遭弹劾.
而温周二人也都是聪明人,看出来皇帝对东林系大臣几乎事事与自己作对很是不满,便及时地站在皇帝一方,借朱由检打压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