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接着，周总理又说：“但是，在十五日之前到达，可能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我要在动手术的四个星期之后，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这个可以不去考虑。我就是现在出发，也可能来不及呀。因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至六天时间。因此，我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再到仰光，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因此，请大使先生将这一情况转告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请他们原谅。”
当天晚上，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
四月四日，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
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
一九四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吴努总理的信函，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而不是经陆路，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
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暗中给外交部、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严格保密。
旁观而言，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经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行程的问题。
但是，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
比较奇怪的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问一句：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
事实上，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坐这架飞机的，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时至今日，冷静而言，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是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因素，“星辰”计划就无法实施，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更合理的猜测是，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星辰”计划的。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也许对他来说，陈主任就是“星辰”计划的执行人。
但是，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陈主任和“向部”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星辰”计划，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
后面的故事，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此时，“星辰”计划已经启动。只是没有人察觉，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
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也不知道有一个“星辰”计划，并且已经悄然启动。他们只知道，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
所以，这三个人每天夜里都要聚在杜自远在潮海大厦房间的里屋，按照杜自远的要求，分析和研究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情况和人员分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