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此时，杜自远肩上的任务压力巨大，心里的疑虑也同样巨大。情报人员共同的职业病，就是时时都有的疑心。尽管他们经过训练，能够把自己的疑心藏得很深，甚至深不可测。但疑心，总是如空气一般，悬浮在他们的周围。
杜自远绝不敢依靠武汉当地的公安部门，他甚至不敢依靠湖北调查局的力量。原因极其简单。这些单位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随时都要向上级汇报他们最近的工作。这些汇报的内容最后会流到什么地方，是杜自远不敢想像的。他担心这些内容可能会落在“水葫芦”的耳朵里。
楚伯林也明白杜自远的疑虑。他最后提了一个建议，“老杜，可否了解一下当地驻军的情况。如果可能，我们或许可以使用军队的力量，参与我们的秘密调查。”
杜自远很赞成这个建议。毫无疑问，军队与情报系统，与当地的公安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水葫芦”未必有能力把手伸进军队里。他可以考虑利用。
思考片刻，杜自远立即给现任的武汉军区魏参谋长，也就是当年在落凤岭向武凤英宣布整编命令的六纵魏副参谋长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湖北省军区的司令员，竟然是原闽浙赣边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员李云林。
杜自远放下电话时就明白，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了。
第二天，老罗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杜自远和秦东海于傍晚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他们此行的公开任务，是调查刚刚在哈尔滨发生的外国间谍案。
列车经过天津时，停车六分钟。杜自远和秦东海利用这个机会在站台上转了一转，活动一下身体。他们还在站台里的售货车上买了一袋子“十八街”大麻花带回到车厢里。入夜，十一点多钟时，他们悄悄在唐山下了火车。
一辆天津警备区的吉普车将他们送到唐山机场。一架军用运输机正等着他们。
杜自远登上飞机时，周围一片黑暗。只有机翼上的几盏小灯勾勒出巨兽一般的机身。杜自远看着这架飞机，心里忍不住就有一阵抑止不住的恍惚。
这是一架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一九三六年设计生产的dc-3型客机。它有两台1200马力的“pratt&whitneyr-1830”式发动机，最大时速为368公里，舱门设在机尾的左侧。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最多只能算是一架小型客机。因为它的载客量只有二十八人。不过，它却有一个相当夸张的名字：“空中列车”。
二战期间，美军大量征用这种飞机，并将它改装为军用运输机。它的军用型号为c-47。在著名的“驼峰”航线上飞行的，就是这种飞机。它为中国的抗战，运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它也是公认的最成功的军用运输机之一。
杜自远看着这架飞机，不能不想到另一架飞机。也是这种dc-3机型，也是双发动机，并且是由运输机临时改装为客机的。它是属于印度空军的飞机。一九五五年四月，它曾在中国进行过一次秘密飞行。
杜自远心中颤栗地想到绝密的“星辰”计划。那次秘密飞行，就是“星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星辰”计划，也是他心里的痛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的中午，杜自远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登上的，不是这种飞机，而是另一架更豪华也更气派，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l-749a型客机。他眼睁睁地看着黄佐竹沉稳地登上飞机。杜自远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是知道此去凶多吉少的。但是，他却脸上带着微笑，向站在飞机下的杜自远挥手。
那个时候，黄佐竹的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临行前对他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要多多保重自己。”黄佐竹因“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而牺牲。和他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其他十名同志。
这个时候，当杜自远和秦东海乘坐的军用运输机，轰鸣着从唐山机场腾空而起时，悠悠往事，像云雾一样淹没了杜自远，让他心中颤抖，难以抑止。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二月底，“郑远山案”意外以“失败”告终。杜自远为此郁闷和苦恼，几乎难以自拔。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向部”的电报，只有四个字：“原地待命！”
一连十几天，他再也没接到“向部”的进一步指示。他只能在香港等待。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楚伯林，与冯顿一起，着手整理台湾各情报系统在香港的详细情况。冯顿对这些情况原来就有一些积累，再加上这一次的详细调查，他几乎掌握了台湾特务的所有情况，包括详细的地址和名单，以及他们隶属的情报机构。
杜自远看着这些地址和名单，心里确实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台湾特务已经渗透到香港的各个层面。在香港政府里，在警察、监狱、司法系统里，一直到学校和教会，还有许多公司或社会团体里，都有台湾特务。几乎可以这么说，表面上统治香港的是港英总督府，但实际控制香港的，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
不久，杜自远通过秘密信使，将这份详细的名单和地址送回北京。
只过了三天，杜自远接到“向部”发来的密电，命令他立刻返回北京。电文是：“你速回京。”杜自远明白，这是叫他独自回京。楚伯林等人，还要继续在香港等待。
就在杜自远抵京的这一天，他参加了唯一一次涉及“星辰”计划的绝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