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半年后，叶公瑾和左少卿因此被放出看守所。叶公瑾得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而左少卿则得到一个国防部保密局下属的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但是，他们除了各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之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工作。
左少卿作为情报研究员，在百无聊赖中也捡起那些潜伏特务从大陆发回来的各种情报，有一眼无一眼地看着。什么军火列车，什么兵工生产，什么炮兵阵地，等等等等。她对这些毫无兴趣。但她意外地发现，从武汉发回来的情报却别具一格。
从武汉潜伏组发回来的这些情报与政治无关，更与军事无关。其中竟然是武汉市场的物价表，从衣服鞋袜到肉禽蛋菜，几乎无所不包。还有武汉市共党政府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市民们私下发的各种牢骚和议论。
其他情报研究员对这些情报不屑一顾，但左少卿却看得津津有味。她管中窥豹，因此看出大陆的真实情况。她感觉，武汉的这个潜伏组，真的是别有目光。
后来，左少卿就是根据这些针头线脑般的情报，写出了她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居然受到国防部高层的重视。就是因为受到高层的重视，她后来还因此去了一趟香港，以就近研究大陆情况。
对左少卿这样的传奇人物来说，那一趟香港之行，让她遇到了更多的灾难和危险，并且经历了一次当时震惊世界的大事。
还是在下一直说过的话，天下的事，总是很奇妙的。这些奇妙的事，容在下慢慢叙述。看官们也慢慢看吧，都会让你很惊奇的。
左少卿和叶公瑾刚刚离开看守所的那段时间，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
他们没事的时候总是呆在一起。但他们呆在一起却不是因为同病相怜。叶公瑾关心的是藏在左少卿手里的录音，那个录音是梅斯与叶公瑾在国际联欢社的一次谈话。而左少卿关心的，则是她妹妹右少卿的下落。
他们之间常有一句永远得不到回答的询问，“少卿，你把录音藏在哪里？”“公瑾，我妹在哪里？”然后就是互不信任的长时间的互相盯视。
他们糟糕的境遇也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同情，也让他们相互之间的称呼都改了。但他们心中的疑问，又让他们互相保持着警惕。
这样的日子很难熬。叶公瑾失去了他的所有权力。而左少卿除了惦记她的妹妹外，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她的敏感，她相信在国防部里，甚至在情报局里还有自己的同志。但她不敢和任何人联系，担心会给他们带去灾难。这种与组织断了联系的孤独，对她来说就是痛苦的煎熬，仿佛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之鼠，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她的心脏。她却束手无策。
在这段时间里，叶公瑾却做了一件左少卿没有想到的事，学京胡。
那时，叶公瑾虽有少将军衔，但受到的待遇却只相当于普通的校级军官。他在仓促建起来的后来被称为“眷村”的军官居住区里，只分到一间“克难房”。
所谓“克难房”就是“克服困难临时住房”的意思。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官兵有上百万人之多，甚至拖家带口，需要大量的住房。叶公瑾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台北市所有可以出租的房子都被军官们租完了。要想在“眷村”里得到一间“克难”房，也需要有特殊的关系。
这间“克难”房子是草顶、篱笆墙，里外糊上泥而已，斗大的小窗户终日不见阳光。最初的“眷村”，就是由无数这样的“克难房”组成的。房子里的家具根本没有。后勤部门只给了他一张床板和两张条凳。其余的家具都是后来搜罗来的破烂家具。厨房和厕所只能使用公用的，且肮脏不堪。
叶公瑾知道，他申诉也没有用。所有后勤军官，都要看毛人凤的眼色行事。
左少卿的境遇就更糟糕了。她也分到一间“克难房”，却要与三名女尉官同住。更准确的意思，她虽然有上校军衔，住的却是“集体宿舍”。
那三名女尉官一下班回来就吵嘴打架，叽叽喳喳的没完没了。要不然就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勾搭高级军官，想把自己赶快嫁出去。结婚，几乎是她们当时跳出这个火坑的唯一出路。
左少卿为此痛苦不堪，叶公瑾也只能为她哀声叹气。他们是“眷村”里境遇最糟糕的两个人。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左少卿居然在国防部的走廊里遇见了于志道。
那天，于志道一看见左少卿，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夸张地说：“哎呀，少组长，你该不会是来取我于某的人头的吧！”说完大笑不止。
左少卿却脸色戚戚，向他敬了一个礼，先感谢他当初给了她登机证。于志道提出要去她家拜访她。左少卿说：“于长官，我住的地方你去不得。”之后，就把自己和叶公瑾的遭遇都简要地说了一遍。
那时，于志道已经是联勤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上将军衔。官虽然升了，权力却比以前小了许多。但要解决左少卿的住房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