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弘图曰:“公亦知天如为新建公高足耶?公此意大佳,来,吾辈不错也。”曰广曰:“凡吾所为者是非耳,千秋万世后,宁将以阮辈为君子耶?”士英曰:“吾固知之,人言尔辈横见规图,不然,吾何以至此?(35)”
陈子龙对马士英的评价中,有说其人性格因“久历封疆”而“傥荡不羁”,这话确实不错。此处的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说起来,这马士英和张溥交情,应该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他籍贯贵阳,万历末年出仕,天启朝知河南、大同一带,随即去了山西,其时和张溥并无大的交集。而阮大铖与张溥倒是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江海豪杰气,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再看他与顾锡畴之语,说自己于阮大铖一事上,“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足见其确实是“傥荡不羁”的意气之人,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而这些,也确实和是否要翻“逆案”全然无关。
在这件事情上,哪怕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并无好感的崇祯、弘光两朝的老吏李清,对东林党人的态度也不太看得过去:
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36)。
马士英当政之初,起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林系人士,又极力表白他与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等,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此诗中,他援引前秦秦州刺史窦滔故事,以作《璇玑图》的窦妻苏若兰比刘宗周,以窦的宠妾赵阳台比阮大铖,对无法调和双方的遗憾之情,溢于纸上。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因此批评道:
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
顾诚先生此段说话可谓一针见血,将东林骨干们思想之狭隘僵化、门户之见深入骨髓等陋状批得淋漓尽致。
刘宗周等人所言,实在过于拔高马士英当政、阮大铖起复之作用,可后世往往为其所惑。实际上,当时就有相当部分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如弘光被灭、潞王降北之后,廷尉倪胤培道:“使王(潞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37)”确实,阮大铖何才何能,能以一人之起复与否而牵动江左兴衰?即使换了东林党人掌握实权,又能如何?所以这说到底还是东林党人惧怕弘光乘机报复东林,二则担心逆案中人报复东林,所以抬了那么大个大帽子出来,实际上这压根就和江左兴衰没什么关系。
黄宗羲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惟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
事实上终弘光一朝,“逆案”不但没有翻,反而倒有下令说“逆案无得乱雪(38)”,而逆案中真正得以起复者仅阮大铖、杨维桓、张捷寥寥数人而已,且这几人也确实都非魏党。阮大铖之事前已有论,杨维桓入逆案则是由于他在熊廷弼一案中与东林党意见相左,又在魏忠贤倒台后与阮大铖《七年合算》疏中意见一样,认为东林通王安也是通内乱政,因此被打入逆案。而张捷此人据《明史》诸传及李清的《三桓笔记》等资料看,此人“为官清干,居家孝友”,口碑还相当不错,只是因为在天启元年时和魏大中等人在“三案”问题上意见相左,此后和东林党人互相攻击不已,故被东林党人列为异己,对其不断地进行攻击和排斥。可即便是这样,哪怕杨维桓本人也说“逆案”不能乱雪,不然被昭雪者亦面上无光云云。是以说起来,这几起确实都是东林党为打击异己分子而制造的冤假错案,他们根本就不是魏党,只是和东林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这平反昭雪原是应当之举。
因此江左之兴衰,实因部分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持之以恒地搞党争、继续其丑陋的门户之见,导致原本可以同舟共济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一朝之间分崩离析,而不是因为什么马士英当政和阮大铖的起复而致。<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