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三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
——阮、马公案及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那便是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实在是十分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
我们可以来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1）”，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说法还大大地有嫁祸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而形成这一局面客观上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和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思庙煤山殉国以后，自安徽起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残明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谁来继统的问题，显然成了那时的头等大事。
当时有条件有资格继承大宝的人选大致有四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位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但是前三位藩王中，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的辈分要大崇祯一辈，是万历皇帝的儿子，且两人当时身在广西；而潞王朱常淓则干脆就不是万历这一脉所出，乃是万历的侄子，辈分也一样大崇祯一辈。不过由于他和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两位旧藩周王、恒王当时都在淮安，因此就地理条件看，十分勉强地也可算一个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