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燕国所民林的局势，自然是需要全面快速的变化和完成国力的初步增长。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子丹毕竟乃是太子，不是燕王。
燕王喜并非雄才大略之主。这个，太子门下宾客谁都知道，当然谁都不会说。
在大王还在位的时候，这变革就无法像秦国当初商鞅变法那样全面推开！因为秦孝公能够给予商鞅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信重，而太子等人却得不到。
说起来也很简单，太子于大王虽然是父子，但太子是可能威胁到大王之位的，而商鞅却绝不会威胁到孝公的国君之位。
而以燕王喜的眼光，又不可能对范增等人给予全面毫无保留的信重，尤其是在两次信错了人之后！
所以，先易后难，让燕王在不断看到效果的情况下，不断坚定变革和对范增等大臣的信心，同时太子出镇在外，一来震慑有可能发生的对变革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是消除大王的疑虑。
前期的诸般变革法令，除了军功制度涉及到了一些世家贵族的权益之外，其他各项法令，基本上都没怎么触及到世家贵族的既得利益，即便是有可能触及，也因为刚刚颁布实行，其后果还没显露出来，因此这场变革到现在为止，在政策推出的层面上基本进展还算顺利。
但执行当中，则只能说勉强。
毕竟由一个旧的官僚体制来执行全新的各种新政，旧有的思维观念和做法，必然会和新政发生碰撞，必然会让新政的执行发生一些偏执和阻碍。
除了军制令和军功令的执行，让太子整军时士气大为提高之外，执行最好的就是乡里令。
这只是因为乡里令不但没损及现有管理体制的利益，反而会极大的加强现有各城大夫对庶民和税赋、徭役的控制和征发。
兴学令流于表面，兴工令作用也不是很大，至于兴农令，倒是在促进土地开垦上有不少的成效。
对于这个进度，姬丹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必须改革官制，修理现有的管理政治体制，才能将新法快速，毫无阻碍的推开。
和赵的成功与对秦一战的得胜，让国人看到了改革的一个成效，也让国人看到了太子的力量。
而这次大旱和兴农试验的结果，则成为了推进改革最好的突破口和理由。
前有粮食生产猛增的光明前景，现有水车推广的即时作用，而易阳大夫等人，又让燕王看到了旧有体制对富国强兵的阻碍和害处。当然，太子也借易阳大夫等人的首级警告了那些可能的反对者，阻碍变革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范增在大殿之上，首先提出改三都的城邑制为都县两级制，合小城为大县，县上为都，同外地之郡而高之。
目前各地城邑的城守大夫，有的是大王所派，一些封邑，则是封君自领或者是家臣代管，合小城为郡县，当然各县之守令是大王所派，至于封君，则是丧失了对封邑的直接管理权。
对于各地封君所享有的封邑，为了避免更多的反弹，减少改革的阻力，姬丹是做了经济的让步，以目前的封邑的收入为限，日后封邑统归官府掌管，由官府照数拨给赋税收入，当然了，一旦遭灾，也要按照灾情，减免拨付的赋税。
各城封君，均可参议本县之政，督查本县政令执行，并可上奏大王，但决不允许干涉本县或本郡的政务、政事。
各城封君本人如有犯法，不在郡县管治，一律转交都中，至于子女，则统归所在地方管之。
各县设令，掌一县诸事，并有本衙属吏，督导各下属官佐政务。
设司农丞，掌管全县耕作、农具推广、选种、荒地垦殖、畜牧良种、放牧、耕牛等兴农等事。
设司马丞，为一县兵马之首，平日掌一县兵马操训、征集、兵甲验收，有征召则带本县之军随征
设司寇丞，统司马拨付之兵，负责缉拿贼盗，弹劾市面，维护一县平安，并以律决狱。
设教谕郎，掌一县私塾之学的督导并亲任县学之教，宣导律法旨意。
设司空丞，掌一县之工程、器械制造、匠师、并各工坊。
设县主薄，掌一县钱粮赋税之征收、储运、调拨。
都郡之官，则与县相一致，并在各官佐之下，再分其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