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时代，在地方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谁？谁五姓七家，这些人虽然没有实际上的封地。但是因学问传承，历代为官，在地方上官场上，有了实际意义的封建。而五代将这一切都摧毁了。
朱温在黄河边上，将清流投入黄河的浊流之中，就代表着从西汉后期兴起的这种学术权贵世家，走向了终结。但是历史是发展，就是如此。在北宋短暂的平民社会之后，新的地方势力兴起了。
这一方面是吏员，在唐代的时候，吏员还不算什么。但是宋代吏员已经成为隐藏的暗流了。另外一方面却是地方宗族势力。
很多人觉得，文学作品之中那种古板的大家族，大家长。是中国从来就有的，并不是。因为在宋之前，普通百姓是没有祭祀祖宗的权力的。拥有祭祀祖先权力的，要么是官员与世代有爵位的家庭，要么是嫡脉。分出去的支脉，根本不纳入祭祀之中。所以地方上普遍的宗族结构是不存在的。
而这一切都是从宋儒开始的。
北宋时代很多家庭其实，也就是几口人。父母加上子女孙子一辈，不会再多了。而范仲淹开始营造学田，资助同族的读书。欧阳修等人提倡新的祭祀法度。到了吕大临提出蓝田乡约。
如此，北宋大儒们对散乱的农村进行的改造活动，就到了巅峰。
而宗族势力，也走上了历史前台。
元宋易代，元明易代，乃至于朱元璋对地方势力打击，大移民等。其实严重摧残了地面士大夫力量，而士大夫与地方宗族，很多时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不是完全重合，但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他，宗族这东西，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家中没有达官显贵，没有出头的人物。这宗族也就慢慢散了。但是家族之中，有达官显贵，有出头的人物，宗族势力反而凝聚在这些人身边。一方面这些达官显贵们需要一些贴心的人。没有比自己家人更贴心了。另外一方面，家族攀龙附凤，一人发达，大家都沾光。
时间一长，如果一个家族代代都有举人，进士。那么这个家族自然成为当地的社会贤达，士大夫代表了。
当然了，这些因为科举而兴的家族，也会因为科举而亡。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地方大族的更新换代，并不代表这些大族作为整体势力的消亡。
儒家以礼法治国，而原本的大明律集解，也就是大明律的注释，是相当重要的法律文件，在开篇说的十大逆，也就是十项大逆不道的罪过之后，用了大量的篇幅，说了一些一些老爸死了怎么办？老妈死了怎么办？还有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姐妹叫什么？之类看似很不重要的家庭伦理问题。
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儒家的逻辑。
张载的文章说得很清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儒家治世模型，就是皇帝不仅仅是天子，而且是皇族的大家长。而官员不仅仅是官员，也复制了这个模式，是地方家族之长。于是，天下是天子之族统领地方家族，各安其分。于是，皇帝作为天子，尤其要注意礼法。因为礼法，不仅是规范天子的，也是天子用来规范地方大族的重要规矩。是以，为什么，明代大礼仪争名分，争得那么凶，很多人死都不退让。乃至于前仆后继。
这里面固然是有政治利益的成分，更重要是大明治理国家的重要支柱，大明皇室与士大夫家族的重要纽带，如果皇室不讲这个，那么地方大家族大族长们，又怎么以尊卑有序，来压制其他挑战者？
前文说过，在宗族之中，个人是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的。甚至在宗族之中，个人是没有生命保障的。
家族私刑，父母杀子，很多时候是不为罪的。在后世看来，有些父母将儿女看为自己的财产。都是被谴责，不容于社会主流的。而在明代，社会主流就是儿女就是父母的财产。后世说父母卖子女，更多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这个时代，父母卖子女，是天经地义，乃至于大明律都允许的。
反过来，再看朱元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场颠覆，从法律角度来否定了宋儒的意识形态。这是何夕想过无数次，但是都不敢做的事情。
而有这些基本权力之后，后续一些事情才能次第铺展开来。
只是这会遇见巨大的反噬的。
这也是何夕迟迟不肯动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