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年，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
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6流连于香艳和荒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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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
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
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iào家，号曰“史侯”。刘协是王美人所生，王美人被害后，灵帝担心幼小的皇子遭不幸，便把他交由母亲董太后抚养，号曰“董侯”。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对两皇子，汉灵帝是无奈的。按照古代的立嗣传统，嫡长子继位，天经地义。因此，刘辩理应是惟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无论是从维护传统上，还是从各政治集团的利益上，外戚官僚与宦官三方的态度也十分鲜明，要立刘辩为太子。汉灵帝因憎恶何皇后，而不想立刘辩，说他“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宠爱王美人而欲立酷似自己的刘协，又担心三方势力不能接受。直到死前，他才把刘协托咐给自己的心腹蹇硕，让他拥立刘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汉灵帝末期，已感觉到世运不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于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以“西园八校尉”为核心的卫戍部队，任命“壮健而有武略”的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这支部队。从表面上看，蹇硕的权力很大，但在事实上蹇硕仅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只是借灵帝的威力发号施令。蹇硕与何皇后的矛盾很深，他也深知何皇后之兄何进兵权在握。在嫡长制的世袭制度下，刘辩是长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而现在要废嫡立庶，是有悖常理的。为此，蹇硕决定先下手为强，诛杀何进后再立刘协。
是时，汉灵帝的灵柩停放在殿中，蹇硕在四周密布伏兵，俟何进入殿拜奠时乘机动手将其杀死。然而，蹇硕阴谋未果。何进闻知消息，立即进行部署，并通报何皇后。何太后位居正宫，占有优势，于是与何进一起拥兵入宫，升朝议政，宣布14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何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wéi辅政，负责军国事务。
蹇硕又想与宦官联合，商议一起捕杀何进。机密再一次泄漏，何进命黄门令逮捕并处死了他。何进以皇帝舅舅资格辅政，不久又拉拢了“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袁术，权力日益膨胀。骠骑将军董重看着何进横行朝廷，心中十分不平。董太后也忿恨不已。于是发誓除掉何氏外戚。何太后却先下手，与何进设毒计，除掉了董氏。
蹇硕董氏虽除，但宦官的势力并未彻底铲除。袁绍看到这一点，便向何进献计尽除宦官。但何太后却没有同意。袁绍几次进言，何进都未置可否。袁绍于是私自行事，诈托何进之命，致书州郡，命其抓捕中官亲属，归案定罪。何进按照袁绍的建议，召集天下豪杰带兵入京，何太后被迫解散中常侍小黄门，只把几个与何进关系好的宦官留在宫中。何进袁绍的行动引起了张让的恐慌，他们得悉何氏正在密谋诛杀宦官之事，于是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何进。
何进部曲将领吴臣张章获悉何进被杀，急忙调集军队包围了皇宫。虎贲中郎将袁术也率兵攻打宫殿，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逼迫宫中交人。
张让等人慌忙去见何太后，也没说何进已死，只说他谋反焚宫。何太后也惊慌失措，被张让段珪等挟着，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一起，从复道逃入北宫。
这时，袁绍等也带人冲入宫中。他命令军士见宦官就杀。但却不见张让段珪。原来，张让段珪劫迫少帝兄弟步出北门，夜走小平津，逃到了黄河岸边。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等追赶上来，张让段珪自知难免一死，转身投入滚滚东去的黄河之中。
董卓听说少帝在此，便率公卿到北芒阪奉迎回宫。董卓以与太后同族自居，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以迎少帝有功，把持朝政。
董卓前来奉迎，初见刘辩与刘协时，与刘辩说话，刘辩虽贵为天子，但已被吓得“语不可了”；而问刘协，刘协虽比刘辩小五岁，但却详叙原委，无所遗漏。再加上刘协为董太后抚养长大，于是心中便产生了废掉刘辩，更立刘协的想法。
九月初一日，董卓率领公卿到崇德殿，强迫何太后诏策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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