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会试阅卷官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分《诗经》、《易经》房五，《书经》四，《春秋》、《礼记》各三。
看出什么来了么？《春秋》与《礼记》房官是最少的，也就是说以这二者为本经的考生最少。为何？盖因此二经内容更为繁多，更为难学。
至于何为本经，在此亦赘言一二。
孩童启蒙读物用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自勿需多说，之后大概七、八岁时再读“四书”。
首先学习的是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为小孩子建设基础的三观，老师讲完后就要靠学生自己温习这些书，能够穿插背诵并有一定理解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建立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学完了四书接下来就轮到传说中的五经登场了。五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都是非常有名的书。
在科举中，考生还会在五经中选择一本作为自己的本经，深入去研究。比如把《礼记》作为自己的本经的人很有可能把《仪礼》和《周礼》都研读透彻，而专注于《春秋》的考生除了《左传》这本必须学习的书，还会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
在四书五经这种儒家经典的经学之外，还有子学和史学需要那些立志走向更高点的读书人去读。
子学的话，像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道家、法家经典。
史学的书籍就更多了，最勉强你也要把《史记》读懂！和其他读书人聊天的时候说起《史记》中的典故你要明白出自哪里吧！更别说《史记》只是二十四史之一，还有一大堆史书等着你呢！
是以，皓首童生真非新鲜事，想要考中进士又何止是堪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捋了捊须，辛弃疾问：“不以规矩，请破之。”
题目选自《孟子·离娄上》，原文为：“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想了想，冯过答道：“规矩而不以也，惟恃此明与巧矣。”
他以“明”与“巧”二字联系题目，便算是成功破题。
辛弃疾点点头，赞了声“善”。
八股文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只要熟练的掌握了固定格式，就能作文。难的是，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题目总在“经”“书”中打转，前人已经作文无数，这就需要写出新意来。
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而得名。
所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八股文首重“破题”，最难的也是破题破出新意。是以在如云贵这等僻远地区的县试与府试，主考官只看破题二句取中。
再有，辛弃疾虽然先问冯过治何本经，却出了道四书题，乃是因为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
其时应试的士子只需要专精一经即可，这叫做“专经”，说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考的仅仅是四书一经而已。
而且，就这一经，还有很多水分。明宗年间，礼部尚书建议考校《春秋》时，改变以往使用胡安国的注解版本。不使用胡安国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胡安国这个版本能够用来出题的仅仅数十处，考生不需要熟读全本，只要记下这数十处出题之处即可。
到了英宗朝时，便“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了。英宗末期，五经跌出了首场考试，转为第二场考试。这无疑又清清楚楚的展现了五经地位之底下。
而不论是院试或者是乡试、会试，主考官概重首场，只要四书题答的好，五经弱些也无关紧要。
对于冯过而言，专精于四书，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在本经上，自是再好不过。
讲真，他的《礼记》学的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