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导致大明王朝覆亡的四大政治毒瘤一是贪污受贿；二是宦官干政；三是公务支出恶性膨胀；四是禁言控制舆论。
开国皇上朱元璋对贪官的惩罚最为严厉，官吏贪污区区10两银子就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各州县都建有专门惩治残杀贪官的“剥皮亭”。
可大明王朝的贪官规模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王朝，后期几乎是无官不贪。一个贪官剥皮倒下了，千万个贪官站起来。
为什么大明王朝的贪官不惧酷刑前赴后继死而后己呢？
因为朱元璋创立的那一套“唯上是从”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体制是造就贪官的肥沃培养基。
因为“唯上是从”，各级官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政治权力上司手上，就只有挖空心思贿赂讨好自己的权力上司，否则不但升不了官，多数还要丢官甚至锒铛入狱。为了筹措巨额贿款，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就誓所必然。
因为“不负责任”，只要和权力上司保持“高度一致”就能官运亨通，各级官吏就没有任何正当的职务情操，贪污受贿玩享受就成为为官一任的主要甚至唯一爱好。为了多快好省地贪贿享乐，弄权拉帮结党就成为当官的必备技能。
于是大明王朝的各级官吏英勇无畏地贪污腐败弄权乱政！
崇祯皇上在位时差不多每年都要杀一个国防部长，可想当国防部长的人依旧排起望不到头的长队。一个想当国防部长的官僚的一句话很有启示意义：
“如果皇上一天杀一个国防部长，我不会想那职位；如果皇上一个月杀一个国防部长，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去争取！”
大明官场的巨大含金量由此可见一癍。
朱元璋的“反贪”措施等于是一方面无情屠杀女支女；一方面又创立一套体制使漂亮女子只能在妓院里谋生存求发展。
大明王朝的官场就是一个庞大的妓院，正经淑女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
只对历史知识感兴趣的朱元璋深知宦官的危害，对“宦官干政”的警惕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君王。
为了防范宦官伤害大明王朝，朱元璋在宫门处专门立了一块牌匾：
“不准宦官干政！”
没想到大明王朝的宦官灾祸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一是大明宦官规模空前绝后，王朝后期宦官数量膨胀到十多万人。取代大明的大清早期只有区区一百多名宦官，后期也只膨胀到五百多人。大清后期疆土仍有1200多万平方公里；大明后期疆土则萎缩到区区350多万平方公里。
二是大明宦官的权力空前绝后，不但垄断了国家的行政大权，还把握了国家的经济、军事命脉。
三是大明宦官的活动空间空前绝后，不只限于皇宫和中央政府内活动，而且派驻全国各地指挥监控军队和征收赋税。
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祁钰和任用大贪官严嵩的朱厚骢外，大明历代帝王在位时都有权倾朝野的宦官领袖把持朝政为所欲为。
大明十一任帝朱厚照在位时的大宦官刘谨牢牢掌控朝政大权。他有一个名为“八虎”核心集团，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皇上拒绝相信，把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之怒，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刘瑾当权的五年中，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决定，既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大明十六任帝朱由校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木匠，整天在皇宫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营造各式各样的木器，对政治则既无热情也无智慧，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滑到离他最近又最受信任的魏忠贤手中。
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有权势的宦官，他的势力集团比刘瑾的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达官显贵，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名号就可窥知他们是些什么狗东西！
魏忠贤执政的末年，各地官员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发明这种新型拍马屁招数的是浙江军区司令官潘汝桢，他于一六二六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效尤，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魏忠贤的权势大到什么程度？对国家的伤害达到什么深度？各地“生祠”就是最好的说明书。
一个曾经高度警惕宦官作恶的王朝，为何宦官为祸的惨烈空前绝后呢？
一样是开国皇上朱元璋造的孽！他创立的高度畸形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自然把宦官推向权力的近水楼台，宦官要想不干政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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