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再一次感到深深地失望！他向宰相韩琦问改革图强的法子，韩琦不单没有很好的对策，反而有阻挠的意思，一昧劝说，还抬出太后来压制他。这让赵顼感到愤怒，不过面对这个老臣，他当面不好说什么，只让他退了下去。
然而改变朝政的心思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了心中，去也去不掉，反而更加滋长，令他想起来就激动与振奋。于是，在四月底一天早朝，他再也克制不住，既不向曹太后事先说明，也不再向政事堂询问。直接在早朝里，对着众多臣工，说出了他的打算——欲效庆历之事，变法图强，让众臣工群策群力，有策献策！
官家开口，非同小可！这一番话才说出口，朝堂上就闹得不可开交。朝中有不少老臣都是庆历时期过来的，对那段灰暗的日子记忆犹新，甚至可以说有着不小的恐惧，因此其他大臣还没说什么，翰林院的人与御史台的臣子们即劝谏官家打消这个心思，还请求官家内修德政宽大为怀治理帝国即可。
有人反对，也有人同意。不过同意的人大多是年轻的臣子，至于老臣们，把持着权力，一开始是沉默的。这样一来，短时间当然不能做出决策，纵使赵顼急得不得了，奈何像韩琦、欧阳修等人都没有开口，只是把话题推来推去。最后争吵一番后，大家反而把问题集中到这个变革的人才上。庆历年间有范仲淹等人冒出头来，现今呢，该是谁来主持这个变革事宜？
官家自己？他好像也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针来。韩琦等人？他们也没有就此事公开自己的态度，一切都很隐晦。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以胜任呢？一时间，朝堂里吵得不可开交。时间渐渐过去，一下子就拖到了五月，十多天地吵闹，也让风声传了开去，就连开封的街头。有识之士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起官家要改革朝政的事来！
“壮哉！官家之壮志，非我等可以揣度，苏某深感佩服！”一声大呼，在厢房里响了起来。这里是天然居的高等厢房，正值晌午，日当高照，抿一口茶，又高谈阔论起来。仔细一看，厢房里有五个年轻人。说话的正是年纪稍长的人。
“子贤。官家欲变革图强，你是怎么看地？”高呼的人又开声问道。
被称呼“子贤”的人正是沈欢，他一脸苦笑地着问话之人——苏轼，现在官职也越来越高的苏轼正当豪气纵横之时。他不懂怎么回答。沈欢感觉有点糟糕，赵顼最后还是沉不住气，登基不过三个月。就在朝堂上抛出要改革的念头，这不，闹得整个开封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了。今日聚会，也是由苏轼这个最好热闹的家伙招集过来，看看房间里的人，几乎开封最有名气的年轻人都到场了。其中有司马康、欧阳发，还有就是王旁，算上他沈欢与苏轼。可以说得上师从渊源地人都到场了。
沈欢还没有回答。王旁倒来了兴趣，道：“子瞻兄。小弟倒觉得官家是有个大志气之人，确实难得呀！”
“不错！”苏轼见有人同意，笑得很开心，“王兄弟所言无差，不愧是介甫先生地儿子！令尊在仁宗朝就说过本朝百年承平，积弊横生，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如今观之，诚然如是！前些日子党项人与契丹人联合侵犯我大宋，令我大宋大失脸面。官家忧愤难当，欲以改革，也诚可理解了！子贤，你说呢？”
沈欢还是苦笑，他明白苏轼为什么总会问自己意见。在座之中，司马康与欧阳发都无心政治，现在沈欢把《文艺》杂志交给他们，使得他们更是全身心投入，因此苏轼忽视他们的意见也就不是没有道理了。至于王旁，身无功名，年纪又小，更可以不计了。也只有沈欢，年纪轻轻，身居高位，可以与苏轼有得一比，难怪苏轼总是追问了。
说到变法原由，还有比沈欢更了解赵顼的吗？无非是帝国越来越穷了，日子过得艰辛，想要一振局面罢了。当然，有正如苏轼所说，大宋承平百年，积弊太多，不少有识之士都能一眼洞穿。
不说苏轼，就是当年王安石还在朝中时，被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地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地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现在也可以看得出，苏轼对王安石地主张还是蛮推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