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韩绛回答。
沈欢撇了撇嘴，又瞥了一眼韩绛，这位中年人，家世良好，也有才华，当年中进士时，名次比王安石还要高，奈何几十年与王安石相交，倒是把自己搭了进去，完全给王安石影响了思想，所说都是王安石的论调而已。王安石自诩最善理财，韩绛如今也如是说，不无王安石的痕迹。当然，也许是他做三司使久了，整日为怎么抠钱烦恼，这样说还真有辛酸隐衷吧。其实韩绛大家族出身，倒也喜好结交士大夫，比如司马光就是他地好友，史书上也说他多次在神宗皇帝面前说司马光可重用，奈何后来太过附和王安石得政，这才使得天下清议都对他不利，大大的可惜了！
司马光不愧为王安石的头号对手，如今听闻这些理财论调，当即皱眉了：“子华说要理财，还要变法度？当今天下可有这样的人么？法度法度，岂可常变？此言若是给官家听到，该会有何反响？再说子华是三司使，就当为朝廷财政之事出力，不尽职则罢，何必牵涉到法度一说呢！《易经》是说穷则变，变则通，但子华不要忘了，国家政令，朝令夕改，亦非善事！光不才，多年读书，于《易经》里也只得一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要我大宋勤修道德，存风纪，立正俗，内圣外王即可，何来什么穷变之道！”
虽然司马光是沈欢的老师，但是此刻他还是要忍不住拍额头了，司马光真是老顽固，接触了那么久，竟然没有受他新思想多少影响，还是那副老样子，传统道德占据了他的思想，根深蒂固，张嘴闭口都是道德之说。在沈欢看来，道德是很飘渺的东西，可以用来辅助治理天下，但治天下只谈道德，则不能长久，毕竟这东西太过虚无，时有时无，哪有法度来得保障！在这点上，沈欢是支持王安石地论调地，当然，王安石所谓的法度，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至少用人上职责不分，就是大祸了！
“不然！”司马光话一说完，就有人反对了，不是给反驳的韩绛，而是本来静听的苏轼，这位大文豪、大思想家，终于忍不住要跳出来侃侃而谈了，“君实先生，您说君子要厚德载物，这个晚辈当然同意，但是若说不要变通，晚辈则不敢苟同了！”
“子瞻有何教我？”司马光一脸微笑，今日不过是高朋阔论而已，并没有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
苏轼道：“大宋承平百年，至今积弊无数，比如说兵、费太冗，造成如今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这个问题，想必君实先生也是了解的！既然是不合事宜的积弊，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呢，难道要坐以待毙？《易经》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教育苏某时刻不敢稍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司马光叹道，“子瞻果然有雄心，不愧年轻人本色。可是，你可知道，国家大事，有如一栋房子，败坏了，修修还可使用，一旦要重建，非良材与良匠不可，若两则皆无，连庇身之所都没有了！如今天下，良匠也许有那么一两位，至于这良材，何来如许之多呢？”
“这……”苏轼一下子语塞了。
沈欢倒听得大吃一惊，司马光把天下比喻房子的话好像是王安石上台时与之针锋相对地言论，如今倒是提前出世了，听来令人感到新奇，连宏论如苏轼，也只能语塞，就是后来地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也只能支吾过去。其实若真要评价司马光的政治地位，沈欢觉得后世阶级观点有点太过笼统与绝对了，而《宋史》里阶级性也很强，多褒少抑，不过只要读过史书与他的文章的人，都能知道，他前期思想，还是倾向改革的，不然也不会向神宗皇帝大力举荐王安石上台，只是后来王安石变法措施太急太烈，与他心目中的缓慢改革大相径庭，这才与之反目。严格来说，他是一个寒暑派论者，要改革，却不能太快，要一步步来——当然，至于他后来六十多岁重回朝廷，老朽昏庸也有之了，毕竟一个人远离朝庭十几年，不近朝政，怎么说眼光都有点问题了。
说到寒暑派，沈欢倒觉得滑稽不已了，貌似刚才反对司马光的苏轼才是历史上最著名地寒暑派之人呀！当然，从刚才地话中，还可以看出王安石上台前的苏轼本着年轻气盛地性子，还是激进的变革派论者的：从仁宗后期开始，到如今这几年，这家伙就上了《进策》多篇，要求朝廷从上自下开始改革法度，鼓吹变法，言辞之激烈，情感之真挚，给他一润笔，读来和真令人心动。可惜，好似仁宗与英宗都不喜欢这些论调，官还是给他升，至于策论，则束之高阁，不加理会！
沈欢还在恍惚中，欧阳修突然笑了，道：“老夫怎么倒觉得你们说的都有一点道理。好吧，听过你们的言辞，该听听我等在座之中小才子有什么看法了。子贤，该你说说了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