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有拿起炕边放着的良友，抽出一支递给张小寒说：“兄弟，今儿晚上别走了。哥哥打算跟你痛说革命家史，你听听吧。”</p>
“中，那可好。大哥愿意教我，我求之不得啊。”张小寒说。</p>
重新放上炕桌，摆上酒菜。两个人是边喝边聊。</p>
“咱们庄稼人苦啊看天吃饭土里刨食熬到死，一点亮也看不见。两条金光大道：最好的是好好学习，考上校户口能变商品粮；二是当兵往死里干，盼着国家给个分配。学习我不中，脑袋都挤破了才当了兵，结果还灰溜溜的让部队轰回来了。面上我没事，心里我不服，就想着混出个人样子。可种地我真种下去，后来我看着世道活分点，就打算做买卖。可我家穷，妈早死了，爸地震砸瘸了腿，腰还受了伤啥也干不了。底下还俩兄弟，一家四口四个光棍，呵呵。眼看着家不成家，我不豁出去不中啊。”孙大有抽了一口烟，又大口的吐了出来，吐得是烟气也是郁气。“那时候借钱谁借给我啊没法我想起我在部队参加的抬会来，就试着弄弄，刚开始是连哄再骗糊弄了几个人，一毛钱两毛钱的，最小的一回会十几个人凑得会费还不够一块钱。就这样除了我，也没人敢拿钱，都是等着吃利息的。我早琢磨好了，拿了这个钱就够我坐票车买票的了，就从咱家里往市里倒腾东西。一开始我从河沟子弄鱼装水桶里，再坐上一百来里地的票车，跑唐山开滦矿上找煤黑子们卖或者换东西，除了车票就是个无本买卖。那时候市里人也困难啥都缺，也就是下矿井的煤黑子们有白面、酒啥的月定量。煤黑子挣的是卖命钱挣得也多，也敢花。慢慢的我在开滦也混熟了，有了主道户，我带的东西样儿也越来越多。长途票车上的那几个司机、买票的，我也都打点了好处。有时候我不用去，跟车上的一说，他们把东西捎过去还能给我送开滦去。这个买卖道儿算是让我跑成了”孙大有端起酒碗慢慢品着酒，也咀嚼着从心底泛出的心酸。</p>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即士农工商四民。”东晋范宁注：“农民，播殖耕稼者”，这是“农民”一词在国史上的出处。从这里看“农民”一词的含义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社会身份。两千年历史太久，只讲我天朝新政初立时的1958年正式实施的户口管理条例，它用强硬的行政手段以“二元结构”来管理户籍的体制。凡有城镇户口的不管其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其从事不从事农业就是农民。这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划分，因当时新政初立，国内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反对者、破坏者、意图颠覆者，用这种军事手段的粗暴简单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尽最大能力控制住了任何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避除绝大部分的动荡与动乱，利于新政的平稳执行过度。</p>
当时采用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因时期特殊不予置评，但随着这种户籍制度的实行，它的另一种特性的凸显，让我大天朝农民噩梦连连。因这种户籍管理制度，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还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在这里“农民”一词就从一种职业概念，悄悄地变成了一种社会身份。新政的政策还一直倾斜向工业，剪刀差不断被扩大。农村的血无偿的被抽到城市，致使农村羸弱，农民或无奈或隐忍或挣扎，为了活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稍有缝隙，就义无反顾，甚至于铤而走险，为什么多年以后会有人舔着脸满大街问“你幸福吗”，可在这个年头的农民心中根本没有幸福这个概念。他们仅仅是为了吃口饭，为了穿件衣，为了有间屋，为了娶媳妇，就这么简单</p>
“我这一跑出道儿，会里的就开始有人跟着跑。等都尝到了甜头，这时候的抬会，有时候我出的利息低了，就拿不到钱了。不过俗话说得好，活水水不臭。一来二去会费最多能到几十、几百块钱了。再接着我跑威海之后，咱们辛庄子往外跑的人也越来越多，买卖道儿也越来越宽阔。基本上开始都是几百块钱的会，再后来就开始有了千元会。这两年杨店子开翻砂厂的、南山县下海跑船的、垦丰那边挖池子养对虾的一多起来，直接跳过了万元会，一般的会都是十万起，百万的会我也开过几次。”孙大有讲到此是面有得色，一副盎然的成就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