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要知道王安石与苏轼长期政见不和，而苏轼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他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轼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的当口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苏轼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他不仅能写出《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会写出《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的诗句，所著的《伤仲永》还在我们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中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诗歌造诣也很深，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其词作虽不能闻名于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该词作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