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被洗过脑的像苏轼的这类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例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宋人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里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
又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道，苏轼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说，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说，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说，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
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多了一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