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是苏轼父子标准的老乡。
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又再接再厉地上书《上韩枢密书》、《权书》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
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好名则会多树私恩，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则呢？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
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这里只是人云亦云。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是北宋一代名将。
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不会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的一面之词，因此，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见。（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在张府上，张安道（方平字安道）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
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
老苏赶忙答道，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前汉》。
张安道又问，全书看完过两遍了吗？
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苏轼不屑地说，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
后世有人评论，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还，说已近看完，此人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就连前辈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张方平的谥号），张文定趁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业考试，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因此共出六道题。令人拿给苏氏兄弟去，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指着给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说“管子注”，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更为惊喜，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并无出处，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
次日，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不无惊喜地说，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
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在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时，张方平也受到牵连，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他。
在京师开封，兄弟俩业余时间聚到一起，潜心于研读探究《公羊》《毂梁》《左氏》三传。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书读多了，对不学无术之辈，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苏轼兄弟同样也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颇见纨绔中，齿牙厌梁肉”
嘉祐六年正月初六，由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主持的贡举开考，翰林学士王珪（字禹玉）、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知制诰韩绛（子华）、集贤殿修撰范镇（字景仁）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宋史·选举志》：凡进士，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
参加省试的苏轼撰写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还美其名曰“太学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一律会被淘汰掉。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枰图”、“禹操畚锸”、“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
欧阳修非常惊奇，以为遇到了异人，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但又转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字子固）所作，要是录为第一，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