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熬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虽然夜是要熬的，但是，我认为，在没有床的地方乃至在床之外的地方熬夜，都是悲催的——就像在没有车的情况下走路，在没有伞的时候下淋雨。
我羡慕那些觉得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玩到筋疲力尽再去睡的人。
难道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自由？你可以自由选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工作，但是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工作，超过996，达到全天候。
虽然我不至于像罗冷先生那样，认为工作是对我们罪孽的惩罚。但是，工作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吗？难道，本末倒置，生活是为了工作？
（我知道，这么说太理想主义甚至太幼稚了。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庸常的生活尚需勉力维持，甚至求而不得。有996的机会，即使不同意“福报”之说，感恩还是可以接受的。）
难道我又入错行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是“症状”减轻了，还是我的心态变好了，反正感觉适应多了。
“症状”总是有的，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潜伏感染或慢性病，一集中写作就复发或病情加重。
往好听了说，这是状态、激情和灵感，是五色笔，没有了，也就江郎才尽了。
虽说成熟的写作不能依赖灵感，但是灵感非常重要，是王冠上的明珠。
灵感之所以称之为灵感，是因为它有所超越，让你欣喜和感动。如果一个作品里都没有让自己欣喜和感动的东西，遑论打动别人了。
但是灵感不那么可靠，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还会不会来，不可把握，不可捉摸。
就像在多年前的某一段时间，我突然丧失了漱口（学名“鼓漱”，就是将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利用唇颊部的肌肉运动，发出“咕噜”声，使水通过牙缝，达到清洁口腔的目的）的能力，就是不会了，好在对生活影响不大，后来也恢复了。
身体的某些功能都不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又何况精神的东西呢。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心态。
甭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我连废寝忘食、夙兴夜寐都算不上。
倘若比起那些“不疯魔不成佛”的故事，就更不值一提了。
尼采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里说，他37岁的时候，“几乎伴随着极度贫血和虚弱出现了超脱和愉快，这种愉快和超脱带来了《朝霞》这部作品。这部书体现出完全的明朗、愉悦乃至旺盛的精神，它不但与我身体上的极度虚弱同步，甚至与肌体的极度疼痛也同步。我连续三天三夜备受头痛和咳痰艰辛的折磨，与此同时，我头脑却如辩证家一般清醒，对事情可以进行冷静透彻的思考，而在健康时，我对这些事情的思考反而没有进展，不够敏锐和冷静。”
弗洛伊德认为，创作者类似于精神病患者，比如尼采。马斯洛认为创作是自我实现，不过他的看法“语不惊人”，不说也罢。
蒂索说，文学工作者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是来自头脑的疲劳，以及身体过于缺乏活动。
我想后者可能是指，他们没有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如作息规律、坚持锻炼等，甚至像杰克·伦敦（1876-1916）那样不屑于活动：
人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存在。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去延长生命，我要好好利用我的时间。
在这一点上，尼采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生命就是权力意志，真正的强者不求自我保存，而求强力，为强力而不惜将生命孤注一掷。他活了56岁，包括精神崩溃后的十一年。
过去的口号里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看来这两位是做到了，简直是把自己的肉身当外物——但是，自然限制了他们的肉身，肉身限制了他们的灵魂。
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非做亡命徒不可，起码也得是偏执狂。
这大概也是一种内卷：清醒的不如酗酒的，酗酒的不如嗑药的，嗑药的不如精神有病的。
我说过，我早起加没睡好，一天可能就废了。相形之下，我有些庆幸，因为这起码说明一点：我严重正常。
如果非要“二极管”似的选边站的话，我可能更同意另一个极端：伊壁鸠鲁认为，人要追求一种静态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有快乐而是没痛苦，也就是身心的健康、恬静和安宁。
这种观点，也有咱们的诗词为证：
身上无病，心上无事，春鸟便是笙歌。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身心无挂碍，随处任方圆。
……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延长生命，哪有时间可利用？“头脑的疲劳”要注意休息，“过于缺乏活动”是一定要避免的。
我原来一直健身，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要集中写作，又重新开始。
这一方面是为了健康，另一方面是为了健壮——精神上都是“文人”了，身体上就别再“文弱”了。古人说，要既能提笔也能上马；我说，要既能敲键盘，也能撸铁。
现在，因为紫陌，得健美了——身体上的吸引也要是相互的。
“人身难得”，肌肉亦难得。高、帅、白、美包括富都可以不劳而获，而身上的肌肉及其线条，来不得半点虚假，是非下一番功夫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