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未时初刻，天策府殿中，百官左文右武分列两旁，我令陈靖将登州刺史八百里急报的信件诵读了一遍，殿下百官立知相召的原因，正是为了商讨应对渤海的事务。我首先开宗明义地沉声道：“渤海妄图分裂国土，拥兵自立，不知众卿以为该当如何应对？”殿下略一沉静，有一位年近五旬的朝臣出班奏道：“臣秘书少监杨洪启奏，臣以为可派一能言之士前往渤海，陈诉其中的利害关系，痛斥渤海国主的无知行径，表明我大唐的立场，令其悬崖勒马改弦易撤，重新回归大唐！如此一来，既不动刀兵，又可使海晏河清，正可谓事得两全也！”这杨洪话语不切实际，而其中的酸儒之气，倒是深长的很。唉，老式科举害人着实不轻呀！
这时，又一朗劲的声音响起：“臣启殿下，臣以为我大唐上国对待这弹丸自大的井底之蛙，不必罗嗦，臣愿提一军之师，把它扫平荡灭即是！”我闻声知人，这是忠直勇烈的朱信东所说的言语。熟知军事的左相裴宽躬身出班，出语苍劲地说道：“渤海前番曾分兵水陆反攻我大唐，虽有自不量力的狂妄，但其战力和野心却都不可小视！而且，此次渤海在拥兵整军的同时，还准备联军东瀛、新罗，并四处寻找同盟，这样下去，我大唐若是不能快速地做出反应的话，很有可能掀起大的风波！因此，以臣看来，决不能姑息谈和！否则，众多的属国都会争相仿效，应该行霹雳手段，尽快荡平渤海，以警天下！”裴宽真是老而弥辣，一语道出兵发渤海的必然性，闻言之下，我不由连连点头。
这时，有又一位大臣出班奏道：“微臣兵部侍郎于当静启奏殿下，依前的局势来看，出兵渤海已是必然之势！而依微臣之见，东平郡王威镇奚与契丹，所掌管的军镇正与渤海相近，不若派遣特使，令东平郡王加兵渤海，以平渤海！”按照现在的表面情况来看，于当静所提的办法当然是最佳方案了，然而安禄山也是包藏祸心的人，我怎么能使太阿倒持，授他以先机呢？
当下，我略一沉吟，缓缓说道：“如今，本太孙初秉国政，却对民间百姓的疾苦几无所知，因此，本太孙决定亲自领军，借此兵临渤海的时机，体察我大唐的民风民情，俾使本太孙以后所下的政令少些失过之处！”我此语一出，殿中群臣不可置信地骇然相视。
稍稍平息了震惊中的心神，右相陈希烈首先谏道：“殿下万万不可，有道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况乎皇太孙之尊的殿下！所谓‘兵凶战危’，兼之此去渤海遥遥珂珂，前途不可预知。要知殿下一人之身却担万千人之福，怎可轻涉于凶险之地，望殿下三思！”
我正待有所言语，附马都尉杨洄也出班言道：“右相大人所言极是，殿下自可升殿勤政，遥控天下！何必累身险地？况且，圣上对殿下圣望殷殷，殿下若东去渤海，谁来主政问事？难道还要再扰圣上的清静吗？微臣虽是职司卑小，却也愿领兵东进，为殿下略解烦忧！”姑夫杨洄所任的驸马都尉，正是从第五品下阶的武官，虽然只有尚公主者授之，但杨洄也确实是武将出身，所以，为了阻止我东进渤海的打算，姑夫杨洄如此出言。
一时间群臣纷纷谏言，试图阻止我领军东进。而我顾虑安禄山的心思，又不能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出来，我思量再三，轻咳一声，止住大臣的劝谏，接着我温声言道：“自本太孙理政以来，肃吏治，行新税，纳贤士，裁兵员，既要官办茶坊，又想置设织造，这本是励精图治之意，然而，政令的制定不能闭门造车，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政令到底合不合时宜，也不能有如盲人摸象，空言猜测！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存在，所得到的效果，终究会适得其反，很可能使民不聊生！其实，本太孙以为渤海之患，不过是一小疥而已，政令之偏正，却是涉及整个大唐千千万万臣民福祉的大事！因此，本太孙才决定借着兵行渤海之机，体察各地的民风民情！而所谓的兵凶战危，相信众卿都已知道本太孙所指挥的姚州之战，难道本太孙的文韬武略不能让众卿放心吗？至于朝堂国事，圣上仍然坐镇宫中便是，所有政务可依职司而行，尽托与左右二相即可！至于门下省事务，因李长源远行苏、杭，其职责暂由户部尚书杜卿兼理！如此一来，众卿复有何言？”我这一番话到这个份上，殿下群臣也只有遵领上谕了。这不只是我言之有理，最主要的还有二个原因：一是，我刚刚铲除李杨二佞，正肃整吏治！一般大臣惟恐引火烧身不敢多言；二是，自我出世以来，所行所为特别是姚州大捷，世所共知，久而久之，在他们心里面不自觉地造成了祟拜和信服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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