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北直隶真定府高邑人，明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历任汝宁推官、户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吏部文选员外郎等职。与孙鑨负责癸巳京察，触动在朝者利益，被罢黜，此后在家闲居长达二十余年。被重新启用后，任吏部尚书，为政期间，革新吏治，整肃朝纲，风气为之一新。但随着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失败，赵南星被革去官职，削籍戍代州。明思宗即位之初，即清查魏忠贤案，为其平反，赵南星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毅，世称‘赵忠毅公’。
赵南星，生于北直隶真定府高邑，少时即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九岁时人称神童。考中进士，授职汝宁推官，任职期间勤于分内公务，并广泛交结汝南各界人士，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又不遗余力教授徒弟，培养人才，因其为官廉洁，治理太平，逐渐提升为户部主事。张居正病重时，朝廷大臣为表顺从，都为他祈神，唯有赵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不参与。张居正去世后，赵南星被调任吏部考功郎中，后称病回家。
朝廷起用赵南星担任文选员外郎，任职期间，赵南星上疏陈述天下四大害：官员为谋求官职，而相互诋毁，不务实而务虚，此为“干进之害”；奸邪小人诋毁忠臣，以致正臣辞职，奸佞得志，此为“倾危之害”；地方按察使选拔州县官员时，过于随便，升降过速，且不考察官员的才干品行，而根据选官者的自身利益来推举。以致贪墨横行，民生凋敝，为“州县之害”；退休大官的权力甚至大过郡守县令，横行乡里，无所顾忌，敢于制裁乡官的官员却难获升迁。此为“乡官之害”。
赵南星认为这四害不除，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奏疏出来后，朝中大臣都认为他说的对。但疏中所抨击的官员全都是当朝达官所庇护的，于是给事中李春开站出来反驳他，李春开的奏疏先交给廷议，赵南星几乎被贬。但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下姜士昌、吴正志一起帮赵南星攻击李春开，并且揭发吴时来、詹仰庇、黄洪宪诬陷忠良、阿谀奉承的情形。但赵南星最终因病回家，后再次起用，担任考功郎中。
张居正之后，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崇尚清净，对国事多采取调和补漏之策，但面对挑剔的群臣和任性的天子，他不堪重负，已在此前不久前“乞骸骨”归去。明神宗渐变倦政，身处深宫而不见朝臣，拉开序幕的争国本波澜未平，三王并封之议又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朝政纷纷攘攘。主持这次考察的孙鑨、赵南星、李世达等人不甘于时局的步步恶化，决心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整肃官场，以便夺回部权、扭转衰败的风气。
为平息舆论异议、避免党争恶名，孙鑨的外甥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首先被斥黜。之后开始大举裁汰不合格者和关系户，其中包括大量内阁举荐的私人，“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赵南星等人破坏成例的激进手段虽然大快人心，但也引发了王锡爵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言官以拾遗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以上三人皆为京察力推的人选。
孙鑨上疏力保虞淳熙和杨于庭，仅同意将袁黄免职，趁着有利时机，刑科给事中刘道隆在内阁授意下，弹劾吏部“曲为解说，仅议一袁黄而止，非体”。神宗下旨切责，孙鑨再度自辩：“淳熙，臣乡人，安贫好学。于廷力任西事，尚书石星极言其才。今宁夏方平，臣不敢以功为罪。且既名议覆，不嫌异同。若知其无罪，以谏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谊不忍为也。”
神宗以为孙鑨等人结党专权，拒不认错，加上内阁拟职以辩护为名暗指赵南星“是已非人，抑扬太过，致招訾议”，导致最后孙鑨罚俸、赵南星降三级。李世达等上疏挽救，却更贬斥赵南星为平民，上疏论救的王汝训、魏允贞、曾乾亨、于孔兼等一大批人受到牵连，孙鑨亦辞官归，到最后，这场轰轰烈烈的京察以失败告终。
赵南星被削籍为民，到天启年间被起复期间，他闲居乡间，名声更大，与邹元标、顾宪成为“三君子”。朝廷内外上疏推荐他的不下百十起，但最终没被起用，在此期间，赵南星创作了大量反应朝政和隐居生活的诗词，并始终关注朝政，写下了为数不少的忧国之诗。
明光宗即位，朝廷起用赵南星为太常少卿，辞不就职。明熹宗即位后，有意启用老臣，不久改任右通政，提拔为太常寺卿，赵南星均推辞不就，在明熹宗的再三催促下，赵南星以七旬高龄再度出仕，到任后又提升为工部右侍郎。数月之后，授官左都御史。
朝廷考核在京官员，赵南星把治理国家当作自己职责，因原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时结党营私、扰乱朝政，赵南星建议贬黜，而他们四个人分别是齐党、楚党领袖。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极力不同意。赵南星著《四凶论》，终于同考功郎程正已认定四人不合做官体统，其他考核汰除情形，完全跟他做考功郎中时相同。浙江巡按张素养举荐部内的人才，包括了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赵南星揭发他的错误，张素养被定罪剥夺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