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价值类知识。这类知识属于深层次、稳定性较强的知识，学习和掌握这类知识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支配人的行为。人类行为可能潜在地、内在地需要建立深层次的价值依托、情感依托，并且需要在不懈的追求中实在地建立起来。这种依托需要通过有形社会组织、有形个人及其他有形社会载体加以体现。人们如果缺乏这类依托就会时时刻刻有不安定感。价值类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寻求、选择、建立相应的价值依托、情感依托，建立起崭新的价值体验、价值意境、价值观念。法国早期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只有通过企业这样的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利益才会和谐地服从于普遍利益，一个集团不仅是一个支配其成员生活的道德权威，它也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生活源泉，它提供温暖，使其成员富有活力，它消除他们的私心，使他们充满人情味。这些职业集团的密度使其能够发挥道德调节作用并填补空隙，没有这样一个组织系统，社会生活便会有不正常之感。
三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它是以知识创新为目标、为动力的知识，是如何运用已有知识产生新知识的智慧。它是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源泉。这类知识对人类福利和智力兴趣的贡献更大。知识经济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观。检验一个人能力的尺度不再是简单地看一个人获得、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主要看一个人创新知识的能力。创新内容是十分广泛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语言创新、产品创新等等。创新动力是如何形成的？所谓改革的利益导向与危机导向一说，是从人们的预期心理和处境角度分析创新的动力。利益导向的作用更加依赖于理性的发展水平。而如何推动和实施创新过程，则属于一种高智能的活动，因此创新需要更加复杂的条件。好奇心和探险精神是更为深刻的创新动力源。创新动力不能单纯从利益角度说明。一个社会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依赖于该社会好奇心与探索精神这类心理资源的丰厚程度。这类心理资源的培育是社会体制和社会教育长期演化、积淀的结果。
什么样的创新活动是最有意义的创新？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创新活动是在日常闲谈议论的群居场合，人们以讲述含有一定智慧成分的新颖性语言、传播社会新闻为快事。这是最为简单的创新活动，并无多大的社会意义。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最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创新活动是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这种形式的创新可以充分激发社会的创新潜力，企业家们也开始把创新作为经营管理致胜的重要途径。经营管理模式创新过程包含了如下要素：创新动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竞争力下降，暴露出旧有模式的不合理性。便产生创新要求。创新是从更深的层次上适应了把人们从旧有模式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创意的来源。创意基本上来源于上级、企业上层、员工、客户，最重要的创意资源是管理上层。只有上层转变观念，产生变革要求，才能更有效地动摇旧有模式的合法地位。否定旧有模式的合理性。创新理论模式的构思、成型、升华。创新策略的选择。在改革之初，应以面向市场的暴露部门优先调整为宜，而后应从问题表现最集中、最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的部门和部位入手。采取把复杂问题分解、简化的级次化处理技术，各个击破，把创新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创新实践效果进行评价，使创新经验得到深化、升华，注重创新效果的传播、扩散，使之有效地转化为商誉。
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对知识的有效综合、灵活运用的能力。知识转化为能力是实现知识有效性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知识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由以往重视知识的获得转变为重视知识的利用和创新知识能力的提高，知识发展模式也由渐进积累式向跳跃发展式转变，由此也进一步引起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社会发展更加注重主客体协调与同步发展。
在德性的发展方面，以信誉意识的培育最为重要。
信誉是道德属性与功利属性的统一。信誉首先表现为主体内在的精神追求，是人格的一种内在要素，表现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信任。是相互往来、聚合的基础。信誉就其本来的意义是好的声誉、美誉度，属于精神形态的东西，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等经济类资产不同。信誉的功利化属性，乃是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有其外在的形成根据。在我国历史上，儒教伦理以人为本，采取人伦本位的社会组织形式，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人情主义的交换观，重视实物的财富观。特别是重本轻末、重本抑末的职业观，视商业为末业，商人受鄙视，使商业活动失去正当的道德合理性，商誉也自然失去合适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在儒教中，尽管有“人无信则难立”的劝戒，但更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深刻理念，以“义”斥“信”。使“信”只能在孤立的形而上之域中发展，守信也局限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狭隘社会关系中，信誉与商业活动结合的外向延伸路径受阻。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普遍的社会责任。求义可以不必讲功利，不必计较行为的功效。时下流行的行为景观是当一个人牺牲国家利益为他的小团体或企业谋利益、争权利时。他就可以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在纯粹个人意义上表现为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一旦转移到团体、企业或更高的层次上，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可、接受甚至赞赏，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这种道德观具有因人、因时、因地而宜的多元、相对等特点。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特殊主义的道德规范，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要求的普遍主义道德规范是不相容的。在为了或大或小群体利益的名义下，赖债心理和逃债行为在伦理道德方面解除了罪恶感。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赖债、逃债直至废债。这是信誉意识何以在我国难以普遍化、市场化的深刻历史文化根源。
现时经商活动已被国人普遍赋予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与经济上的合理性，既为信誉意识的培育、发生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也为制度建设准备了社会心理条件。但是，经验证明，单纯依靠这种文化调适促进行为合理化、促成相应的信用秩序，无疑是相当缓慢的，因此要求通过国家干预实现一系列制度创新，以加速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同时，作为行为主体也应提高心智策略，坚持承诺有度是赢得信誉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需求合理性也是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不能毫无节制地对授信方提出要求，需求适度。替人办了一百件事，有一件事未办，对方也不满意，反映了需求无度的心理。无论是承诺有度还是需求适度，都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所极其需要、极为重要的心态秩序。
处理生存理性概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现实生存状态的多样性使生存价值取向具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性。由此看来，人们的任一价值选择都有其合理性和社会基础，并构成行为正当性的根据。由此推论，**、假冒伪劣等行为和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了，这将导致价值选择的随意性，在理论上否定了价值选择受更高层次要求制约的可能性。虽然，价值选择的特性在于根据价值目标的多样性与价值目标组合模式的多样性确定某种选择，但是生存理性的要义、实质在于确定生存的核心价值、主导价值，其内涵是不论生存处于何种状态，都应保有高度的信心、决心和昂扬的斗志，不放弃对至美状态的追求，任何破坏和谐的因素皆为不可取。要善于清除、排除不良因素的影响，善于消除和化解生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对立、紧张状态。生存理性具有其自身特有的内在演化逻辑，外在的社会标准和尺度。生存理性的提高、升华、实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生存理性，一方面有着自己独立而又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显示出自己的自为特征；另一方面，在人的生存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特定状态，生存理性的升华和实现都要受到严格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论面向何种状态，人的生存理性必将顽强作出趋利避害的新的抉择。生存危机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后果和状态，说明处于不同生存境遇的人们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和挑战，正是在成功地防范与化解生存危机的过程中，使生存理性经由动态的积淀、充实而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不断克服理性局限与实现理性充实、丰富的过程。
生存理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我国现阶段，生存理性的存在形式有三种类型：“穷则思变”、“知足常乐、无求长安”、“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其中，“穷则思变”和“富而思进”是生存理性在生存处于两种极致状态下的最好表达。社会底层是道德富矿、源泉，可以提供人生奋斗的精神动力，富者则历史地赋予了不道德之嫌，富者常以挥霍、施舍行为解除道德上的罪恶感和心理压力。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征服自然的能力很低，只有小富而不会有大富，有大富则视之为取之不义。过去只有忠孝模式的偶像，但从没有过豪商大贾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是从时代发展的观点看，富而思进比较穷则思变更具时代意义，更加具有超越自我的特性。恰恰在思想理论方面，我们缺乏如何使富者思进的精神营养。在致富追求合理化、合法化的背景下，文化市场上流行的致富策略、手段、理念的技术指导和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关于致富过程中要求合乎道德、法律的劝戒，对致富行为、致富过程的提升和约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出路在于富人的觉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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