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郑列传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他的先祖曾受到古时卫国国君的恩宠。到汲黯时已是第七代，世代都在朝中担任卿大夫之职。汲黯靠父亲保举，在孝景帝的时候担任太子洗马，因为生性严厉而被人敬畏。孝景帝死后，太子继位，汲黯做了谒者。东越的闽越人和瓯越人火拼，皇上派汲黯去视察。他没有到达东越，只到了吴县便回来了，禀报皇上说：“东越人互殴，是因为当地民俗本来就这样，不值得屈尊天子的使臣前去过问。”河内发生了火灾，火势绵延烧毁了一千多户人家，皇上派汲黯去视察。他回来禀告皇上：“那里有一家不慎失火，火势便蔓延到邻近的房屋，不必多忧。我路过河南的时候，亲眼看到当地的贫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有一万余家受灾，有的人家甚至父子相食，我就趁便凭着所持的朝廷的符节，打开了河南官仓，将储粮赈济给当地灾民。现在我请求把符节归还朝廷，承担假传圣旨的罪行。”皇上认为汲黯贤能，免了他的罪，调任他为荥阳县令。
汲黯耻于当县令，便称病辞官回到故里。皇上听说后，就召汲黯担任中大夫。由于他屡次直言谏诤皇上，所以没有办法长期留在朝中，于是被调任为东海郡太守。汲黯崇尚黄老学说，治理官吏和处理民事，喜好清净无为，他把事情全都交给自己挑选出的得力的丞史去处理。他治理政务，不过是督查下属的施政大纲罢了，并不苛求小节。汲黯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里休息不出门。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便清明太平，人们都赞赏他。皇上听说后，召汲黯回京担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治理政务力求清净无为，弘扬大的原则，不拘守法令条文。
汲黯为人傲慢，不讲礼数，当面顶撞人，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与自己合得来的，他就友善待之；与自己合不来的，就不耐烦接待，士人们也都因此不愿依附他。然而汲黯好学，又好行侠仗义，极其注重志气节操。他日常居家，品行美好纯洁，上朝时喜欢直言劝谏，屡次当面出言冒犯皇上，时常仰慕傅柏、袁盎的为人。他与灌夫、郑当时以及宗正刘弃交好。他们也是因为多次直谏，不能久居高位。
就在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王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做了宰相。年俸二千石的高官都去拜谒田蚡，田蚡却不答礼。而汲黯见到田蚡时从不下拜，常常只是向他拱手作揖就完事。皇上当时正在招揽文人和儒生，皇上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便道：“陛下心中的欲望很多，却只在表面上广施仁义，又怎么能真正仿效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呢！”皇上沉默不语，心下恼怒，而后脸色大变就退朝了，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感到害怕。皇上退朝后，对近臣说：“太过分了，汲黯太憨直了！”众臣中有人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这些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一味阿谀奉承，将君主陷于不义吗？何况我已身在此位，纵使爱惜自己的生命，但要是辱没了朝廷，那该怎么办呢？”
汲黯体弱多病，已经生病达三个月之久，皇上数次恩准他放假养病，却始终不能痊愈。他最后一次病得厉害，庄助替他去请假，皇上问道：“汲黯是个怎样的人？”庄助说：“让汲黯做官，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然而他能辅佐幼主，牢固地守住事业，以利益诱之他不会来，以威权驱之他不会去，即使是自称为孟贲、夏育一样勇武非常的人，也不能改变他的志气节操。”皇上说：“是。古代有所谓安邦定国的臣子，像汲黯，就很近似于他们了。”
大将军卫青在宫中侍奉，皇上曾蹲在厕所里召见他。丞相公孙弘私下有事进见皇上，皇上有时就连帽子也不戴。等到汲黯进见的时候，皇上没戴好帽子就不会接见他。皇上曾经坐在武帐之中，正好这时汲黯前来面奏公事，皇上没有戴帽子，远远望见他来了，就连忙躲到帐里，派别人代为批准他的奏议。汲黯竟被皇上尊敬、礼待到了这种程度。
张汤刚刚因为更改刑律法令而做了廷尉，汲黯就曾屡屡在皇上面前质问、指责张汤，对他说：“你身为正卿，对上没能弘扬先帝的功业，对下无法遏止天下人的邪念。或是安国富民，或是使监狱中罪犯减少，这两样中你一样都没有做。相反，你却在罗织他人的罪名，大肆破坏律令，靠任意断案来成就你的功名，你怎么竟敢乱改高祖定下的法制呢？你这么做会断子绝孙的。”当时汲黯与张汤争辩，张汤在辩论时总爱深究文辞，苛求小节。汲黯则出语刚直严厉，志气高昂，但不能驳倒张汤，他愤愤地骂张汤道：“天下人都说不能让刀笔小吏位列公卿，果真是这样。如果真要依照张汤制定的法令行事不可，必然使得天下人恐惧得叠起脚来不敢迈步，眼睛也只能斜视了！”
这时，正值汉朝征讨匈奴，招抚各地的少数民族。汲黯力求少事，常建议皇上与匈奴和亲，不要兴兵征讨。皇上正倾心于儒术，尊崇公孙弘，对此不以为意。等到国内事端纷起，官吏和民众都投机取巧以玩弄法律时，皇上这才分条别律，严肃法纪，张汤等人屡屡进奏他所审判的要案，因而得到皇上的宠幸。而汲黯却常常诋毁儒术，当面抨击公孙弘等人心怀奸诈而外逞智巧，靠着阿谀奉承讨好主上，而刀笔小吏专门苛究律条，巧言诋毁，构陷他人的罪责，使真相不得昭示，并把破案作为邀功的资本。皇上越来越倚重公孙弘和张汤，公孙弘和张汤则深恨汲黯，就是皇上也不喜欢汲黯，想找个借口杀死他。公孙弘做了丞相后，向皇上建议：“右内史所管辖的范围内有很多达官贵人和皇室宗亲，很难治理，不是平素就有声望的大臣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请朝廷调任汲黯做右内史。”汲黯做了右内史好几年，任中政事从未荒废过。
大将军卫青已经日益尊贵了，他的姐姐做了皇后，但是汲黯仍和他行平等的礼节。有人劝汲黯道：“天子想让群臣对大将军谦恭卑下，如今大将军备受皇上的尊敬和器重，日益显贵，你不应该不行跪拜之礼。”汲黯答道：“大将军若是有拱手行礼的客人，不是反而使他更受敬重了吗？”大将军听说后，更认为汲黯贤能，多次向他请教朝廷中的疑难之事，待他胜过旁人。
淮南王反叛时，畏惧汲黯，说：“汲黯这个人喜欢直言相谏，固守志气节操，宁愿为正义而死，很难用不正当的事来诱惑他。至于游说丞相公孙弘，就像掀开盖东西的蒙布，或是摇落快掉的树叶那么容易。”天子已经多次征讨匈奴，战绩赫赫，汲黯说过的主张与匈奴和亲的话，天子就更听不进去了。
当初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和张汤不过还是小吏。等到公孙弘和张汤日益显贵，与汲黯官位相当的时候，汲黯又责难诋毁他们。不久后，公孙弘升为丞相，封为列侯；张汤升为御史大夫；昔日在汲黯手下的郡丞和书史也都与汲黯同级了，有的人被重用，甚至地位还超过了他。汲黯心窄气躁，不可能没有怨恨，朝见皇上时，他上前说道：“陛下您任用群臣就像堆柴垛，后来的反倒堆在上头。”皇上默不做声。过了一会儿汲黯退下，皇上说：“一个人确实不能没有学识，听听汲黯这番话，他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不久后，匈奴浑邪王率部众投降汉朝，汉朝征发了两万车辆去接运。官府没钱，便向百姓借马。有的百姓把马藏起来，马凑不齐。皇上大怒，想要杀了长安县令。汲黯说：“长安县令无罪，只要杀了我，百姓就肯借马了。况且匈奴人背叛他们的主上来投降汉朝，朝廷可以让沿途各县用运车依次慢慢地接他们，何至于骚扰天下人，使我国百姓疲于奔命，去侍奉那些降兵降将呢！”皇上默不做声。等到浑邪王率部众到了，与匈奴人做买卖的商人中，被判死罪的有五百多人。
汲黯请皇上接见他，在未央宫的高门殿上，他对皇上说：“匈奴攻打我们设在要路上的关塞，断绝和亲之盟，中原发兵征讨他们，死伤的人数不胜数，而且耗费了数以亿计的巨资。我愚蠢，认为陛下抓获匈奴人后，就会把他们当成奴婢赏给从军战死者的家属，并将缴获的财物也分给他们，以此慰藉天下人的辛劳，满足老百姓的心愿。即使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浑邪王率数万部众归降汉朝，我们却倾尽官库的财物对他们大加赏赐，征调良民去伺候他们，如同奉养宠儿。无知百姓哪里知道与匈奴人买卖长安城中的货物，会被死守律令的执法官吏视为非法走私而判罪呢？陛下不能用缴获的匈奴物资来慰劳天下人，又要以严苛的法令杀害五百多名无知的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树叶而损伤树枝’的做法，我私下觉得陛下此举是不可取的。”皇上无语，没有赞同他的话，而后还说：“我很久没听到汲黯说话了，今天他又信口胡言了。”几个月后，汲黯犯了小罪，恰逢皇上大赦，他就被罢了官。于是汲黯归隐田园了。
过了几年，赶上国家改铸五铢钱，很多老百姓私铸钱币，尤以楚地最为严重。皇上认为淮阳郡是通往楚地的要塞，就召汲黯为淮阳郡太守。汲黯伏地辞谢圣旨，不肯接受官印，皇上屡次下令强迫他，他才接受诏命。皇上召见汲黯，他哭着对皇上说：“我自以为将要身死填沟壑，再也见不到陛下了，想不到您再次起用我。我常患贱病，体力难以胜任郡中政事。我希望担任中郎，出入宫禁之中，为您纠错补漏。这便是我的愿望。”皇上说：“你轻视淮阳郡太守这个官职吗？过些日子我会召你回来。只因淮阳郡官民关系紧张，我仅仅是想借助你的威望，你躺在家中就能治理得了。”汲黯向皇上辞别后，又去拜访大行令李息，对他说道：“我被弃置外郡，无法参与朝廷上的议政了。然而，御史大夫张汤的智巧足以拦下他人的劝谏，其奸诈足以掩饰自己的过失，他专说谄媚的话，还有强辩挑剔的话，不肯秉直地替天下人说话，只是一心要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不想要的，他就跟着诋毁；皇上想要的，他就跟着赞赏。他喜欢兴事作乱，搬弄法律条文，在朝中他心怀奸诈来逢迎皇上的心意，在朝外他挟制恶吏来加强自己的威势。您位列九卿，如果不及早向皇上进言，您会和他一道被诛杀的。”李息由于害怕张汤，始终不敢进谏。汲黯一如往昔般治理郡务，淮阳郡政事清明。后来，张汤果然事败。皇上听说了汲黯当初曾对李息说的那番话后，也判了李息的罪，下令让汲黯享受诸侯相国的俸禄待遇，依旧在淮阳郡做官。七年后汲黯去世了。
汲黯死后，皇上因为汲黯的缘故，使他的弟弟汲仁官至九卿，他的儿子汲偃官至诸侯相国。汲黯姑母的儿子司马安年少时也曾与汲黯同为太子洗马，他深谙律令，巧于为官，官位四次升迁为九卿，在河南郡太守的任上去世。他的兄弟们因为他的缘故，有十人同时官至二千石的职位。当初濮阳人段宏侍奉盖侯王信，王信保举段宏，因此段宏也两次官至九卿。但濮阳同乡做官的人全都敬畏汲黯，甘拜下风。
郑当时，字庄，陈县人。他的先祖郑君曾做过项羽手下的将军。项羽死后不久他就归附了汉朝。高祖下令让所有项羽的旧部下直呼项羽的名讳，只有郑君不服从诏令。高祖下诏让那些肯直呼项羽名讳的人都做大夫，而驱逐了郑君。郑君死于孝文帝时期。
郑庄以行侠仗义为乐，他曾解救张羽于危难之中，其声名传遍梁、楚之间。孝景帝时期，他担任太子舍人。每五天一休假，他常在长安城郊置备驿马，骑马去探望各位老朋友，迎送宾客，夜以继日，还常常担心会有所疏漏。郑庄喜爱黄老之学，敬慕忠厚长者，那种殷切的劲儿，就好像唯恐再也见不到一样。他年纪轻，官职低，但和他交游的知己都是祖父一辈的人，是天下名士。武帝即位之后，郑庄逐渐由鲁国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一步步地升为九卿中的右内史。由于在廷议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时意见不当，被贬为詹事，然后又调任为大农令。
郑庄做太史时，告诫他的属下：“有客人来，不论贵贱，一律不得让人留在门口等候。”他信守主人待客的礼节，就算有高贵的身份也屈居于客人之下。郑庄很廉洁，又不置办私产，仅依靠俸禄和赏赐来供给诸位年长的友人，然而他馈赠的礼物，不过是些用竹器盛的食物。每逢上朝时，遇到皇上有空，他必会称道天下的忠厚长者。他推举士人和郡丞、书史诸官，津津乐道，颇多美言，时常说他们比自己贤能。他从不直呼属下的姓名，与属下交谈时，谦和得生怕伤害了对方。听到别人有高明的意见，便马上向皇上报告，唯恐延迟误事。殽山以东的士人和长者都一致称赞他的美德。
郑庄被派去视察黄河决口的情况，他自己请求用五天的时间准备行装。皇上故意调侃道：“我听说‘郑庄出外远行，行千里不用带粮’，为什么还要请求五天的时间准备行装？”然而郑庄在朝中也常会附和逢迎主上的意思，不敢过于明确说出自己的是非观念。到他晚年的时候，汉朝征讨匈奴，招抚四方少数民族，天下耗资很多，国家财力更为匮乏。郑庄保举的宾客中，有人替大农令承办运输，亏欠的款项甚多。司马安任淮阳郡太守的时候，检举此事，郑庄因此获罪，赎罪后被贬为平民。不久后，他进了丞相府暂时担任长史之职。皇上认为他老了，让他担任汝南郡太守。几年后，他在任上去世了。
当初郑庄、汲黯位列九卿，为人清廉，平日里居家品行也美好纯正。这两人都曾在中途被罢官，家境贫寒，宾客也都没落离去。等到做郡守，死后家中没有剩什么财产。郑庄的兄弟子孙因为他的缘故，有六七人之多官至二千石级。
太史公说：凭着汲黯、郑庄的贤能，有权势时就会有很多宾客，无权势时情形就截然相反，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人呢！下邽县翟公曾说过这样的话，起初翟公做廷尉的时候，家中宾客盈门；待到他一丢了官，便门可罗雀。他复官之后，宾客们又想去他家，翟公就在大门上写道：“一死一生，才知道彼此的交情。一贫一富，才知道交情的实情。一贵一贱，交情就会显露出来。”汲黯、郑庄也是如此，可悲啊！
酷吏列传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约束百姓，可以使百姓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拥有羞耻之心，并走上正道。”老子说：“德行高尚的人，不表现形式上的德，因此有德；德行低下的人，执守着形式上的德，因此无德。法令越是严苛，盗贼反而更多。”太史公说：这些话真对啊！法令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导致政治清浊的根源。从前天下法网严密，但是奸邪伪诈的事情却不断发生，这情况发展到极点时，官吏和百姓相互欺骗，以至于国家一蹶不振。在这时候，官吏施政就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如果不用强健严酷的人，怎么能胜任而又愉快呢？如果让宣扬道德的人来做这些事，一定是失职的。所以孔子说：“审判案件，我同别人一样；一定不要让人们再作案。”老子说：“愚蠢浅陋的人听到谈论道德的话，就会大笑起来。”这些话并不是空话。汉朝兴起后，把方形的换成圆形的，削去器物上雕刻的花纹而回归质朴，法律由繁苛而变得宽松，就像可以漏掉能吞下大舟的鱼的渔网，然而官吏的治绩多多，不至于做出奸邪行为，百姓也都相安无事。由此可见，治理国家在于君主的宽仁，而不在法律的严酷。
吕后统治时，酷吏只有侯封，他苛刻欺压皇族，侵犯侮辱功臣。吕氏众人败亡后，朝廷就诛灭了侯封的家族。孝景帝时期，晁错性情苛刻严酷，多用权术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因而吴、楚等七国叛乱，就是从把愤怒发泄到晁错身上开始，晁错最终因此被杀。之后还有郅都和甯成等人。
郅都是杨县人，他以郎官的身份侍奉孝文帝。孝景帝时，郅都担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呵斥大臣。他曾跟随天子到上林苑，贾姬去上厕所，有野猪突然闯入厕所。皇上使眼色示意郅都，郅都不肯去救。皇上想亲自拿兵器去救贾姬，郅都跪下对皇上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另一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少贾姬这样的人吗？纵使陛下看轻自已，而祖庙和太后又怎么办呢？”皇上转身回来，野猪也离开了。太后听说这件事后，赏赐郅都黄金百斤，自此后看重郅都。
济南瞯姓的宗族共有三百多家，他们骄横奸滑，没有一任济南太守能治服得了他们，于是孝景帝便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一到任，就把瞯氏家族为首作恶的人的全家都杀了，其余的瞯姓坏人都吓得腿发抖。过了一年多，济南郡中路不拾遗。附近十多个郡的郡守就像畏惧上司一样畏惧郅都。
郅都为人有胆气，有魄力，公正廉洁，不拆看因私事而求情的信，不收礼，私人的请托他从不听。他常对自己说：“已经离开父母来当官，我就应该恪尽职守，保持节操至死，终究顾不得妻子儿女了。”
郅都升为中尉，丞相条侯官位最高而人又傲慢，而郅都见了他后只是作揖，并不跪拜。此时民风质朴，百姓都害怕犯罪而守法自重，郅都却独自先施行严刑酷法，以至执法时不避权贵和皇亲，甚至连列侯和皇族见到郅都都要侧目而视，称他为“苍鹰”。
临江王被召去中尉府受审，临江王想要来纸笔墨给皇上写信以谢罪，郅都却不让官吏给他纸笔墨。魏其侯派人暗中把书写工具给临江王送去。临江王给皇上写完谢罪的信后，就自杀了。窦太后听说了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用严法指责郅都，郅都被免官回家。孝景帝就派使者持符节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让他就近取道赴任，随机处理政事。匈奴人一向听说郅都有节操，得知他现在来边境做官，匈奴人便领兵离开边境，直到郅都去世前，一直没敢逼近雁门。匈奴甚至做了一个酷似郅都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它，没有人能射中，匈奴人害怕郅都到了这种程度。匈奴人以郅都为患。窦太后最终竟以汉朝法律构陷郅都，景帝说：“郅都是忠臣。”想放了他。窦太后说：“难道临江王就不是忠臣吗？”于是把郅都杀了。
甯成是穰县人，他以郎官、谒者的身份侍奉景帝。他为人好意气用事，做人家的小官时，一定要欺凌他的长官；做了人家的长官，控制属下就像捆绑湿柴一样严实。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他逐渐升官为济南都尉，当时郅都是济南太守。在他之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进入太守府，像县令一样通过下级官吏传达，然后参见太守，他们畏惧郅都到了这种地步。等到甯成来见郅都，却径直越过郅都而走到他的上位。郅都素来知道他的名声，于是友善地对待他，和他成了好友。过了好久，郅都去世，后来长安附近皇族中有好多人暴虐犯法，于是皇上召来甯成做中尉，他仿效郅都去治理，但他不如郅都廉洁，可是皇族豪强依旧人人都很害怕。
汉武帝即位后，甯成改任内史。外戚们大多诋毁甯成的缺点，他依法被叛处剃发和用铁箍缚脖子的刑罚，这时的九卿犯罪该处死的就会被处死，很少受刑，而甯成却遭受了极重的刑罚，他自以为朝廷不会再用他做官，于是就解开刑具，私刻符信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中。他扬言道：“做官做不到二千石级的高官，经商赚不到一千万贯，怎么与别人相比呢？”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以灌溉的土地，租给贫苦百姓，就这样他奴役了几千户百姓。几年后遇上大赦。他积攒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喜欢抱打不平，他掌握了官吏们的短处，每次他出行时有几十个骑士跟随其后。在驱使百姓方面，他的权威比郡守还大。
周阳由，他父亲赵兼以淮南王舅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所以改姓周阳。周阳由以外戚的身份被任命为郎官，侍奉孝文帝和孝景帝。景帝时，周阳由担任郎官。汉武帝即位后，官吏处理政事，崇尚因循谨慎，然而周阳由在二千石级的官吏中，是最暴虐残酷、骄横放纵的人。他喜爱的人犯了死罪，他就枉法使那人活下来；他憎恶的人，他就歪曲法律把他杀死。他在哪里当官，就一定要铲除那个郡的豪门。他担任郡太守，把都尉视同县令。他担任都尉，必定欺凌太守，侵夺太守的权力。他和汲黯都是强狠之人，还有司马安善于以法害人，他们都在二千石级官吏之列，可是汲黯、司马安与周阳由同车时，都不敢与周阳由均分坐垫和同伏车栏。
周阳由后来担任河东郡的都尉，常与郡太守胜屠公争夺权力，互相告状，结果胜屠公被判有罪，但他坚持道义，不肯受刑，最后自杀而死，周阳由在闹市中被处死并暴尸街头。
甯成、周阳由之后，政事更为繁杂，百姓用巧诈手段对付法律，多数官吏都像甯成和周阳由一样施政。
赵禹是斄县人，以佐史的身份补任京都官府的官员，由于廉洁而被升为令史，侍奉太尉周亚夫。周亚夫担任丞相，赵禹担任丞相史，丞相府中的人都称赞他的廉洁公平。可是周亚夫不重用他，说：“我很清楚赵禹有无与伦比的才干，但他执法严苛，不能在大的官府里做官。”武帝时期，赵禹因为做文书工作而积累下功劳，逐渐升任为御史。皇上认为他贤能，又升他做太史大夫。他与张汤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制定知情下告的惩治条例，让官吏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汉朝的法律越来越严厉，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张汤是杜县人。他父亲担任长安县丞，有一次出门，张汤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就留在家看门。父亲回来后，发现老鼠偷了肉，就对张汤发火，用鞭子打了他。张汤挖开鼠洞，捉到偷肉的老鼠，还有没吃完的肉，就起诉老鼠的罪行，对其加以拷打审问，记录供词，反复审问，追究罪状，报告上级，并且把老鼠和剩肉拿来，当堂定案，把老鼠在堂下分尸处死。他父亲看到此情此景，又看见那判决文书好似老练的法官所写，特别吃惊，于是就让他学习判冤决狱的律文。父亲死后，张汤担任长安的官员很多年。
周阳侯田胜开始做一般的卿官时，曾被拘禁在长安，张汤尽力解救他。等到田胜出狱封了侯后，与张汤交往密切，并把张汤广泛引见给当朝权贵。张汤在内史任职，担任甯成的下属，由于张汤才华出众，无人能比，甯成就把他推荐给上司，于是张汤被调任，升为茂陵尉，负责陵墓土建工程。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做内史，经常把他推荐给天子，于是他被任命为御史，让他处理狱事。他处理陈皇后巫蛊案件的时候，深入追查同党。于是皇上认为他有办事能力，逐渐提拔他做太中大夫。他与赵禹一同制定各种律令，务求以严苛来约束在职官吏。不久后，赵禹提升为中尉后又改任少府，而张汤担任廷尉，两人相交甚好，张汤以对待兄长的礼节来对待赵禹。赵禹为人清廉傲慢，自从他当官以来，家中便没有食客。三公九卿登门拜访他，赵禹始终没有回访答谢，务求断绝好友和宾客的请托，独自一心一意地处理公务。他看到法令条文就照办，也不重审，以求追查从属官员的隐秘罪过。张汤为人多诈，善于耍弄聪明以控制别人。他开始当小官的时候，就喜欢以权谋私，曾与长安的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暗地勾结。待到当上九卿之官时，便结交天下有名的士大夫，自己的内心虽然同他们不搭调，但表面却装出一副仰慕他们的样子。
此时，汉武帝正向往儒家学说，张汤处理大案，就想附会儒家学说的观点，因此就请求让研究《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们补任廷尉史，请他们评议有疑问的律令。每次向皇上上报疑难案件，必定会预先给皇上讲清事情的原委，皇上认为是对的，就听好并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并以廷尉的名义加以公布，来颂扬皇上的圣明。如果向皇上上奏时遭到谴责，张汤便认错谢罪，依着皇上的心意，一定要列举出有贤能的正、监、掾吏，说：“他们原本向我提议过，就像皇上责备我的那样，我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他的过错常被皇上宽恕不究。有时他向皇上上奏，皇上认为很对，他就说：“我不知道应该写这样的奏章，是正、监、掾史中的某某人写的。”他想推荐官吏，就用这种办法来宣扬人家的好处，掩盖别人的过失。他所审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严办的，他就让执法严酷的监史去处理；如果是皇上想赦免的，他就让执法轻而公平的监史去处理。
他所惩治的如果是豪强，就一定要玩弄律令，巧妙地对其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或是弱小的人，则常常向皇上口头陈述，即便按律令应当判刑，但也会请皇上明察后再裁定。于是，皇上往往会赦免张汤所说的人。张汤做到这么高的官位，是由于自身修养很好。他与宾客喝酒吃饭不分彼此，对老朋友当官的子弟和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尤为宽厚。他去拜访诸位公卿，不避寒暑。因此虽然张汤执法严酷，嫉妒心强，办事不公平，却得到了这个好名声。而那些执法苛刻的官吏都被他用做属吏，又都依附于儒学之士。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等到他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反叛的案件时，都能一路追查到底。皇上本想宽恕严助和伍被，张汤争辩道：“伍被本是策划谋反的人，严助是皇上宠幸的出入宫禁的护卫之臣，而他们竟然这样暗自勾结诸侯，如果不杀他们，以后就不好管理大臣了。”于是，皇上同意了张汤对他们的判决。他通过处理案子排挤大臣以求为自己邀功的事情，多半如此。于是，张汤倍受尊宠和信任，升为御史大夫。
这时正巧碰上匈奴浑邪王等人投降汉朝，汉朝发动大军征讨匈奴，山东遇上水旱之灾，贫苦百姓流离失所，都要靠政府救济供给衣食，因此官仓空虚。于是张汤奉皇上旨意，请求铸造白金和五铢钱，垄断了天下的盐铁经营权，排挤富商大贾，并发布征税之令，铲除豪强兼并之家的势力，张汤通过玩弄律令，巧言诬陷这些人以辅助法律的推行。张汤每回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资财用度情况，一直讲到傍晚，讲得连天子也忘了吃饭时间。丞相无事可做，只是空占相位，天下的事都由张汤裁决。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骚乱不宁，他们从官府兴办的事中得不到利益，而奸官污吏合起伙来侵夺盗窃，于是就严厉地以法惩办。从公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都在指责张汤。张汤生病时，天子曾经亲自去看望他，他的尊贵达到这种地步。
匈奴人来汉朝请求和亲，群臣都在天子面前议论此事。博士狄山说：“和亲是好的。”皇上问他好在哪里，狄山说：“战争是凶险的东西，不可以轻易多次动用。高帝要征讨匈奴，被围困在平城，就与匈奴和亲。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安定和乐。等到孝文帝的时候，想要征讨匈奴，结果造成北方边境骚扰不断，百姓苦于战争。孝景帝时，吴、楚等七国叛乱，景帝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往来商讨国事，忧心了好几个月，吴、楚七国叛乱平定后，景帝终生不再谈论战争，天下人却富裕殷实。如今自从陛下派人攻打匈奴以来，国内财用空虚，边境百姓十分困苦。由此看来，用兵是不如和亲的。”皇上又问张汤，张汤答道：“这是愚蠢的儒生，他无知。”狄山说：“我的确是愚忠，像御史大夫张汤却是诈忠。像张汤处理淮南王和江都王的案子，用严刑酷法放肆地诋毁诸侯，还离间骨肉之亲，因而使各封国藩臣不能自安。我本来就知道张汤之举是诈忠。”这时皇上变了脸色，说道：“我派你去驻守一个郡，你能做到不让匈奴人进来抢掠吗？”狄山答道：“不能。”皇上说：“那驻守一个县呢？”狄山答道：“不能。”皇上又说：“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想到，如果辩词穷尽，皇上就会将自己交给法官治罪，就说：“能。”于是皇上就派狄山前去要塞守城。一个多月后，匈奴人斩下狄山的头后就离开了。自此以后，群臣都震惊恐惧。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商人，却有贤良的品行。当初张汤做小官时，他与张汤以钱财相交，待到张汤当了大官，田甲责备张汤品行道义方面的过错，很有忠义之士的风范。
张汤做了七年御史大夫，失败了。
河东人李文曾经与张汤有嫌隙，后来他做了御史中丞，心中怨恨张汤，屡次从宫廷文书中查找可以用来伤害张汤的资料，不肯为张汤留一点余地。张汤有个喜爱的属下叫鲁谒居，知道张汤为此心中恨恨不平，就指使人向皇上呈书密告李文做过的坏事，而这件事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就将李文处以死罪，张汤也知道这件事是鲁谒居做的。皇上问他：“匿名密告李文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张汤假装惊讶地说道：“这大概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吧。”后来鲁谒居患病躺在同乡主人家中，张汤亲自去探望他的病情，为鲁谒居按摩脚。赵国人以冶炼铸造为业，赵王屡次与朝廷派来主管铸铁的官吏打官司，张汤常会打击赵王。赵王便寻找张汤的短处。鲁谒居曾检举过赵王，赵王对他心怀怨恨，于是就一并告发他们二人，说：“张汤是大臣，他的小吏鲁谒居有病，张汤居然给他按摩脚，我怀疑这两人必定一起做了大坏事。”
这件事交给廷尉处理，由于鲁谒居病死了，所以此事牵连到他的弟弟，朝廷就把他弟弟押到导官署。张汤也在导官署审讯其他囚犯，看见鲁谒居的弟弟，想要暗中帮助他，所以假装不理睬他。鲁谒居的弟弟不明就里，怨恨张汤，因此就托人上告张汤和鲁谒居的密谋，是他们共同匿名告发了李文。此事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与张汤有嫌隙，待他受理了这个案子，就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还没有上奏。正赶上有人偷挖了孝文帝陵墓里的殉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和张汤约定一起去谢罪，到了皇上面前，张汤想到只有丞相必须四季巡视陵园，他应当谢罪，与我张汤没关系，因而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皇上派御史查办这件事。张汤想按律判处丞相明知故纵的罪过，丞相为此事深感忧虑。丞相手下的三个长史都讨厌张汤，想要陷害他。
起初，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他熟读《春秋》。庄助托人向皇上推荐朱买臣，因为朱买臣熟悉《楚辞》的缘故，他和庄助都得到皇上的宠幸，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权倾朝野。而当时张汤只是小官，在朱买臣等人面前跪着听候差遣。不久后，张汤做了廷尉，办理淮南王案件，张汤排挤庄助，朱买臣心里当然会怨恨张汤。等到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朱买臣由会稽太守迁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几年后，他因犯法被免官，暂任长史之职，去拜见张汤，张汤坐在椅子上接见朱买臣，他手下丞、史一类的下属也不以礼相待。朱买臣是楚地士人，为此深深怨恨张汤，常想将他置于死地。王朝是齐地人，凭着擅长儒术而当上了右内史。边通，学习了纵横家的思想，是个性格强悍的人。他做官两次做到了济南王的丞相。过去他们都比张汤的官大，不久后丢了官，暂任长史之职，对张汤行跪拜之礼。张汤多次兼任丞相之职，知道这三个长史原本地位很高，就常常凌辱压制他们。因此这三位长史合谋后，对庄青翟说：“开始张汤与你约好一起向皇上谢罪，随即就出卖了你；现在又想用宗庙之事控告你，这是想取代你的位子。我们知道张汤的短处。”于是就派属下逮捕并审问张汤的亲信田信等人，说张汤在将要向皇上奏请政事前，会预先走漏消息给田信，然后田信囤积物资，发财致富，与张汤分赃，还有其他坏事。
皇上听说了一些有关此事的供辞，便对张汤说：“我想做的事，有商人会预先知道此事，囤积那些货物，好像是有人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啊。”张汤不谢罪，却假装惊讶道：“一定是有人这么做了。”这时减宣也上奏了张汤和鲁谒居的违法之事。天子果然认为张汤心怀奸诈，当面欺骗君王，便派了八批使者按照记录在案的罪证与张汤对质。张汤自己说没有犯过这些错，不服。于是皇上派赵禹去审问张汤。赵禹去后，责备张汤：“皇上怎么会不了解情况呢？你办理案件的时候，被诛灭全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揭发你的罪状都有证据，天子对你的案子很为难，想让你自己设法解决，你又何必对证答辩呢？”张汤就写信谢罪道：“张汤没有立下尺寸之功，当初只做到文书小吏，陛下您宠幸我，让我位列三公，我无法推卸罪责，然而设计陷害张汤的是三位长史。”张汤于是自杀了。
张汤死后，全部家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所得的俸禄与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张汤的兄弟和儿子们想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身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诬告而死，还厚葬什么！”于是就用牛车拉着棺材，连外椁都没有。天子听说了这件事后，说：“不是这样的母亲，就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于是穷究此案，诛杀了这三个长史。丞相庄青翟也自杀了。田信获释。皇上怜惜张汤，渐渐地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
赵禹中途被罢官，不久后又当了廷尉。起初条侯周亚夫认为赵禹残酷毒辣，不肯重用他。待到赵禹官至少府，地位便与九卿并列。赵禹做事严酷急切，到他晚年时，政事越来越多，官吏们多致力于施行严刑酷法，而赵禹却变得执法轻缓，被称为有平和之风。王温舒等人是后起的官员，执法比赵禹更严酷。赵禹因为年老，改任燕国丞相。几年后，因昏乱背逆之罪被免官，在张汤死后十多年，老死在家里。
义纵是河东人。他在年少时，曾与张次公一起抢劫，并结为强盗团伙。义纵有一个姐姐叫义姁，凭着医术获得太后的宠幸。王太后问义姁：“你有儿子或是兄弟在做官吗？”义纵的姐姐说：“有个弟弟，没有品行，不能当官。”王太后就告诉皇上，皇上任命义姁的弟弟义纵做中郎，后来又改任为上党郡某县的县令。义纵执法严酷，缺少宽容，因此县里没有积压的公事，他被推举为施政第一名。后来又改任长陵和长安的县令，他依法处理政事，不避权贵与皇亲。因为逮捕审讯了太后的外孙，也就是修成君的儿子仲，皇上认为他很能干，被任为河内都尉。他到任后就将当地豪强穰氏之流灭族，使河内出现路不拾遗的局面。张次公也做了郎官，凭着他的勇敢强悍从军，因为敢于深入敌军作战，立下军功，被封为岸头侯。
甯成闲居在家时，皇帝想让他做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道：“我在山东做小官的时候，甯成担任济南都尉，他处理政事就像狼牧羊一样凶。不可以让甯成来治理百姓。”皇上就任命甯成做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各郡国的官吏察看郡国中往来关口的人，都扬言道：“宁肯看到哺乳幼崽的母虎，也不要碰到甯成发怒。”义纵从河内调任为南阳太守，听说甯成闲居南阳家中，等到义纵到了南阳关口，甯成尾随身后，侧着身子迎送他，但义纵盛气凌人，没有以礼相待。到了郡府后，义纵就追究甯氏家族的罪行，完全打击了有罪的甯氏家族。甯成也被判有罪，至于豪门中孔姓和暴姓之流都逃亡了，南阳的官吏、百姓都畏手畏脚，不敢做错事。平氏县的朱强、杜衍、杜周都是义纵的得力下属，他们被重用，升为廷史。此时汉朝军队多次从定襄出兵征讨匈奴，定襄民不聊生，朝廷于是调派义纵担任定襄太守。义纵到任后，搞突然袭击，抽查出定襄狱中重罪轻判的犯人有二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宾客、兄弟私下探监的也有二百多人。义纵将他们全部逮捕起来治罪，罪名是“为死罪解脱”。这天总共死了四百多人。自此之后，郡中人都不寒而栗，刁猾的人辅佐官吏治理政事。
这时赵禹、张汤都因执法严酷而位列九卿了，但他们施政还算宽松，刑罚是辅助法律行事，而义纵施政却残酷凶狠。后来恰逢五铢钱和白金起用，奸民乘机耍诈，京城尤其严重，朝廷就任命义纵为右内史，王温舒当中尉。王温舒最为凶恶，他做事若不预先让义纵知道，义纵必会施展个人义气凌辱他，坏他的事。他施政时杀的人很多，但是非但没有多少成果，反而奸邪的事越来越多，因而皇上特派的官吏开始出现了。官吏施政以斩杀和抓人为主要任务，阎奉因为凶恶而被任用。义纵廉洁，他仿效郅都施政。皇上巡行鼎湖，病了好久，病好后突然驾幸甘泉宫，所行的沿途道路多半没有修好，皇上发怒道：“义纵是认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吗？”于是心中怨恨义纵。到了冬天，杨可正受命处理征税案件，义纵以为这样做会给百姓造成困扰，便部署官吏捉拿那些替杨可办案的人。天子听说了这件事后，派杜式去处理，将义纵的做法定义为废弃了敬君之礼，破坏了天子之事，将义纵在闹市中处死并暴尸街头。一年后，张汤也死了。
王温舒是阳陵人。年少时以盗墓为生。后来补任县里的亭长，多次被免职。后来做了个小官，因善于办案而升为廷史。他侍奉张汤，升为御史。他督查拘捕盗贼，杀伤了很多盗贼，渐渐升为广平都尉。他选拔郡中豪放勇敢有能力的十多个人做他的下属，让他们成为他的得力帮手，他掌握他们每个人的私密的重大罪行，从而放手去让他们督察拘捕盗贼。如果谁能捕获王温舒想抓的盗贼而使他很满意，此人即便有百种罪恶也不会惩治他；若是有所避讳，就依据他掌握的罪行杀了他，甚至将其灭族。因为这个缘故，齐地、赵地乡间的盗贼都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郡有了路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说后，将其升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以前在广平的时候，对河内的豪强奸猾的人家完全熟悉，等到他到河内，九月份就上任了。他命令郡府准备五十匹私马，在河内到长安这段路上设置了驿站，部署手下官吏就像在广平时一样，逮捕郡中豪强奸猾的人，郡中豪强奸猾的人互相牵连犯罪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书请求皇上将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家产全部没收以抵偿从前所得的赃物。奏书送走没过两三日，就得到天子可以执行的批复。处决犯人竟至于流血十多里。河内百姓都觉得王温舒的奏书奇怪，实在神速。十二月结束了，郡中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敢在夜间行走，郊野没有因盗贼引起狗吠的情况发生。那些没抓到的少数罪犯，都逃到了附近的郡国，待到把他们追捕回来，正赶上春天到了，王温舒跺脚感叹道：“唉！如果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办完事了。”他喜欢杀戮、施威及不爱惜人命就到了这样的地步。天子听说后，认为他有才能，将其升为中尉。他施政的方法仍是与在河内时一样，调来那些著名的奸恶狡猾的官吏共事，河内有杨皆、麻戊，关中有杨赣、成信等人。因为义纵是内史，王温舒对他有所惧怕，因此还不敢恣意施行酷政。等到义纵死了，张汤败灭之后，王温舒改任廷尉，尹齐做中尉。
尹齐是东郡茌平人。他从文书小吏逐渐升为御史。他侍奉张汤，张汤多次夸他廉洁勇敢，派他督察拘捕盗贼，他杀犯人不避权贵和皇亲。尹齐升为关内都尉，名声超过甯成。皇上觉得他有才能，将其升为中尉，而官吏和百姓的生活更为困苦不堪。尹齐为人木讷，不讲究礼仪，强悍凶恶的官吏销声匿迹，而善良的官员又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政事，因此政事多半废弛，尹齐被判了罪。皇上又调任王温舒为中尉，而杨仆凭借执法严酷当了主爵都尉。
杨仆是宜阳人。他以千夫的身份当上了小官。河南太守考察并推荐官吏时，觉得他有才能，便将其升为御史，派往关东督察拘捕盗贼。他施政仿效尹齐，被认为作风果敢而凶猛。他逐渐升到主爵都尉，位列九卿。皇上觉得他有贤能。在平定南越反叛时，他被任命为楼船将军，因立下军功，被封为将梁侯。后来他被荀彘捆缚而受辱。过了很久，他病死了。
而王温舒又当了中尉，他为人不讲究礼仪，在朝廷上昏聩糊涂，不善言谈，等到他当了中尉以后才心情开朗。他督察拘捕盗贼，加上原本就熟悉关中习俗，熟悉当地豪强以及凶恶的官吏，所以当地豪强和凶恶官吏都愿意给他卖命，为他献计。官吏严苛督察，盗贼和凶恶的官吏就用投书检举箱的办法，收买告发检举奸恶的情报，设置伯格长一职，负责督察奸邪之人及盗贼。
王温舒为人爱谄媚，善于巴结有权势的人；若是遇到没有权势的人，他对待人家就像对待奴仆一样。那些有权势的人家，即便奸邪的事堆积如山，他也不去触碰。无权势的人家，即便是高贵的皇亲，他也一定会去欺凌。他玩弄法律，巧言诋毁奸猾的平民，胁迫大的豪强。他做中尉时就这样施政，对于奸猾的人，必会穷究其罪，他们大多数人都烂死狱中，定罪的没有一个人能出狱。他的得力助手像是戴着人的帽子的猛虎。于是在中尉管辖范围里的中等以下的奸人，都服服帖帖的，有权势的人都替他传扬名声，称赞他的治绩好。他治理了几年后，他的下属多因有权力而富有。
王温舒征讨东越回来后，一次廷议时不合天子的旨意，犯了小罪而被判罪免官。此时，天子正想筑造通天台，还没找到人主持这件事，王温舒请求考核中尉属下退役的士兵，找到了几万人可以去参加劳动。皇上很高兴，便任命他做少府，又改任右内史，他施政同从前一样，奸邪的事稍稍有所禁。后来他犯法被免官，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右辅，代理中尉之职，他依旧同以前一样施政。
一年多后，恰逢征讨大宛的军队出发，皇上下令征召豪强官吏，王温舒把他的下属华成藏了起来。等到有人揭发王温舒接受在额骑兵的赃款以及其他坏事，他犯下的罪行重到能被灭族的地步，他就自杀了。当时他的两个弟弟以及两个姻亲的家庭，各自都因为犯了其他罪行而被灭族。光禄徐自为说道：“可悲啊，古代有灭三族的，而王温舒所犯的罪竟至于同时诛灭五族！”
王温舒死的时候，他的家产累积有一千金。好多年后，尹齐也在担任淮阳都尉时病死，他的家产不足五十金。他在淮阳时杀了很多人，等到他死了，仇家们想烧他的尸体，他的家人只好偷偷地将他的尸体运回去安葬。
自从王温舒等人用凶恶的手段施政后，他以后的郡守、都尉、诸侯和二千石级的官员的施政办法大都仿效王温舒，然而官吏、百姓却更为轻易地犯法，盗贼也越来越多。南阳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齐地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这类人。大团伙多达数千人，擅自取名号，攻打城邑，抢走武器库中的兵器，放走判死罪的犯人，把郡太守、都尉捆起来侮辱，杀死二千石级的官员，发布檄文催促各县为他们准备饭食；小团伙有几百人，抢劫的乡村数都数不过来。于是皇上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剿灭他们。但还是无法制止他们，就派光禄大夫范昆、各位辅都尉和原九卿张德等人，穿着刺绣的朝服，拿着虎符，发兵攻击他们，大团伙中被杀头的竟多达一万多人，此外还按照法律杀死那些供给作乱者饮食的人。这件事诛连了好几个郡，被杀头的多达数千人。几年后，才抓到他们的大首领。然而走散的士卒逃跑后又聚集成团伙，倚仗着占据了险要的山川而兴风作浪，他们总是群居，朝廷对他们无可奈何。是故朝廷颁行“沉命法”，说群盗产生没有察觉，或察觉后却没有捕捉到规定数额的二千石级以下的小官吏，凡主管此事的都要被处死。自此以后，小官吏们怕被诛杀，纵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害怕抓不到，若是犯法被判刑又会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不让他们上报。所以盗贼更多，上下互相隐瞒，玩弄法律，逃避制裁。
减宣是杨县人，因为做佐史时有贤能，被调去河东太守府任职。大将军卫青派人去河东买马，看到减宣有贤能，便向皇上推荐他，他就被征召到京城做大厩丞。他为官公正，渐渐升为御史和中丞。皇上派他主持主父偃与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晦的法律条文深加诋毁，所以杀了很多人，他被赞为敢于处理疑难案件。他多次被免官又多次被重新起用，做御史及中丞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被免去中尉之职时，减宣担任左内史。他管理米和盐的事，事情无论大小他都要亲自经手，自己部署县中各个具体部门的财产和器物，县令和县丞也不能擅自改动他的决定，他甚至用重法来管制下属。他当官好多年，其他各郡都只是办好了一些小事而已，唯独减宣能由小事办到大事，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加以推广他的方法，当然他的方法难以被当成常法。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又担任右扶风，因为怨恨他的下属成信，所以在成信逃走藏于上林苑时，减宣派郿县的县令杀死成信。官吏和士卒们射杀成信的时候，却射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交给法官判罪，被认为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判为灭族，之后减宣就自杀了。而杜周得到任用。
杜周是南阳杜衍人。义纵做南阳太守的时候，将杜周视为得力助手，举荐他做廷尉史。他侍奉张汤，张汤多次向皇上说他有贤能，于是他官升御史。朝廷派他去调查边境士卒逃亡的事，他处死了很多人。他的上奏符合皇上的心意，于是被任用，与减宣交相接替，轮流担任中丞十多年。
杜周施政的手段与减宣相近，但是他处事慎重，决断迟缓，他表面上宽松，实际上用法深刻切骨。减宣做左内史，杜周当廷尉，他施政仿效张汤，善于揣测皇上的心意。皇上看不上的，他就趁机陷害；皇上想宽释的，他就将其长期囚禁待审，暗中调查冤情。有门客责备杜周道：“您要为皇上公平断案，却不遵循三尺法律，而是专以皇上的意旨来断案。难道法官本来就应当这样吗？”杜周说道：“三尺法律是如何产生的？从前的国君觉得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觉得对的就记载为法令。适合当时情况的就是对的，何必要遵循古法呢？”
等到杜周担任廷尉，皇上让他办的案子也越来越多了。被拘捕的二千石级的官员，有新秀有老官，牵连的不少于一百人。郡国官吏和上级官府送交给廷尉办的案件，一年里多达一千多个。每个奏章上所报的案子，大案要牵连有关证人几百人，小案也要逮捕几十人；这些人来京城，远的要走几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案犯被押到京城会审的时候，官吏就要求犯人像奏章中描写的那样来招供，如有不服，就用刑具拷打定案。当时人们只要听到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走藏起来。案件拖得久的，甚至几经赦免，十多年后还会被指控，大多数都被诬陷为大逆不道以上的罪名。廷尉还有中都官奉诏办案所捕的人多达六七万，下属所捕的人又要增加十多万。
杜周中途被免官，后来担任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以及卫皇后兄弟的儿子，执法严酷，天子觉得他尽职而又无私，升任他为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河内太守和河南太守。他执政残暴酷烈的程度比王温舒等人更严重。杜周开始当廷史的时候，只有一匹马，而且配备也不齐全；到了他长期当官，位列三公的时候，子孙都做了高官，家产积累多达好几万。
太史公说：从郅都到杜周这十个人，都以施政严酷暴烈而闻名。可是郅都刚烈正直，能引援是非，争着做对国家有益的大事。张汤因为懂得君王的心思而投其所好，皇上则与他上下配合，当时也多次辩论天下大事的得失，国家靠他而得益。赵禹常会依据法律坚持正义。杜周则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原则。自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多靠严酷诋毁，政事逐渐败坏荒废。九卿碌碌无为，只求护住官位，他们防止犯错尚且不及，哪有时间去研究法律之外的事呢？然而这十个人中，那些廉洁的完全可以做人们的表率，那些污浊的完全可以做人们的鉴戒，他们出谋划策，教导百姓，禁止奸邪，一切作为都斯文有礼，且恩威并施。执法虽严，但与他们的职务相称。至于蜀郡太守冯当凶暴摧残百姓，广汉郡李贞擅自肢解人，东郡弥仆锯断人的脖子，天水郡骆璧逼人招供定案，河东郡褚广胡乱杀人，京兆的无忌、冯翊的殷周之凶狠如蛇、鹰，水衡都尉阎奉拷打犯人，逼着犯人出钱请托，哪里值得说！哪里值得说！
游侠列传
韩非子说：“儒生以文章来破坏法度，而游侠靠着武力违犯禁令。”韩非子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讽，但儒生却多被世人称道。至于用权术谋取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他的君主，功名都被写在史书里，本就没什么可说的。至于季次、原宪，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用功读书，怀着特异的君子的品德，行为不与当代俗人苟合，世人也嘲笑他们。因此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荡的草屋里，穿粗布衣服，连饭都吃不饱。他们死了有四百多年了，而他们的弟子们，却不知倦怠地谨记他们的志向。现在的游侠的行为虽然不遵循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必然守信用，做事必然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事必定会怀着诚意去做，肯牺牲生命去救人于危难之中。就算已历经了生死存亡的考验，也不夸耀自己的能耐，同时也不羞于炫耀自己的功德，大概这是他们非常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何况危急的事，是人们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米仓时遇到了危急情况，伊尹曾背着鼎俎当厨师，傅说曾藏身于傅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夷吾曾戴过脚镣手铐，百里奚曾喂牛当奴隶，孔子曾在匡地被囚禁，在陈地、葵地遭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道的仁人，这样的人尚且遭遇这些灾祸，何况是才能中等而又生逢乱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祸怎么能说得完呢？
世人有这种说法：“何必知道是否仁义，已经享有利益的就是有道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耻，竟会饿死在首阳山，可文王、武王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损王者的声誉。盗跖、庄蹻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羽却不断称颂他们的道义。由此可见，“偷衣带钩的人被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人却被封侯，受封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不假。
现在拘泥于所学的人，有的死死守着狭隘之理，长久地孤立于世，哪能比得上降低标准去迁就世俗，随世俗沉浮而猎取声名的人呢？而平民百姓，看重取舍皆符合道义、能实现承诺的美德，不远千里去追随道义，冒死为道义而不恋尘世，这也是他们比别人强的地方，并非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因此读书人困窘的时候愿意将命托付给他们，这不就是人们所谓的贤能与豪侠中间的人物吗？如果真能让民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大小及能力高低，比较对当今社会的贡献，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从以功效来表现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义举又怎能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的事迹都湮没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靠着有封国及身为卿相的富贵，招揽天下贤才，在各诸侯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好比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洪亮，而人们却听得更清楚，因为这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民间侠客，修养品行，砥砺名节，好名传遍天下，没有不称赞他们的贤德的，是因为他们能办好世人难以办好的事情。然而儒家和墨家都对他们加以排斥，不把他们的事迹记载在文献里。秦朝以前的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湮没无闻，我很遗憾。据我听到的，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他们虽然时常触犯汉朝的律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皆符合道义，廉洁而退让，有值得称赞之处。他们的名声并非是没有根据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凭空附和他们的。至于结成帮派的流氓勾结起来，倚仗钱财奴役穷人，凭借暴力欺凌孤弱的人，放纵欲望，只求自己快乐，游侠认为这是可耻的。我悲哀世俗之人不能明白其中的真意，却误把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暴徒视为同类，一并加以耻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同时代。鲁国人都以儒学传世，而朱家却因为行侠而闻名。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数以百计，其余被救的普通人更是说都说不完。但他始终没有夸耀自己的本事，不因他对别人有恩而沾沾自喜，唯恐再见到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恩惠的人。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都是先从贫贱的人家开始。他家里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破烂烂，每顿饭只有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牛拉的小车。他一心救别人于危难之中，胜过为自己办事。他曾暗中帮助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等到季布地位尊贵后，他却终身不肯见季布。从函谷关以东，没有人们不伸长脖子盼着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行侠而闻名，他喜爱剑术，像服侍父亲那样服侍朱家，他觉得自己的操行不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现了剧孟。洛阳人靠做买卖为生，而剧孟凭着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条侯周亚夫担任太尉，乘坐着驿站快车将到洛阳时，找到剧孟，高兴地说道：“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找剧孟相助，我知道他们是做不成事的。”天下动乱，宰相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对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体上类似朱家，而他喜欢博棋，他所玩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当剧孟的母亲去世时，从远方奔来送丧的人，大概能坐满上千辆车。等到剧孟去世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剩下。而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行侠而闻名于江、淮一带。
这时，济南瞯姓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举而闻名。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些人全都杀了。从那以后，类似的代郡白姓人家、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都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相面的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因行侠，在孝文帝时被杀。郭解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年少时残忍毒辣，心中愤慨不快的时候，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为朋友报仇，藏匿逃犯而抢劫犯案，没事的时候就私铸钱币、盗墓，他所做的不法活动数不胜数。但却总被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之时常能脱身，或是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岁数大了，就改变节操，检点自己，以德报怨，施舍别人的多，而且抱怨别人的少。而他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行侠仗义。已经救了别人性命，却不炫耀自己的功劳，不过其内心仍然凶残狠毒，还像以前一样会突然为小事而发作行凶。当时有些少年人仰慕他的行为，也常替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郭解的势力，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就强行灌酒。那人生气，拔刀刺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然后就逃跑了。郭解姐姐怒道：“凭着弟弟翁伯的信义，有人杀了我的儿子，却捉不到凶手。”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扔在道上，不埋葬，想借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到凶手的去处。凶手走投无路，自己回来把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原本应该，是我们家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凶手，把罪责归于他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后，都称赞郭解的义举，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时，人们都躲着他，只有一个人叉开双腿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便派人去询问他的姓名。郭解有个门客因为不满那人对郭解的态度而要杀那个人，郭解说：“我住在家乡，竟至于不受人尊敬，这是我自己德行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暗中嘱咐尉史：“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免除他的差役。”以后每到服役时，多次轮到这个人，县吏都没让他去。他觉得奇怪，便问县吏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他摆脱了差役。于是，他就袒衣露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说后，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中有人相互结仇，城中从中斡旋的贤人豪杰数以十计，双方始终不听劝解。有门客来拜见郭解。郭解连夜会见结仇的人家，双方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心存委屈地听从了郭解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结仇的人家说：“我听说洛阳有很多人为你们调解，你们大都不肯接受。如今幸而你们听从了我的劝告，但我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夺取人家城中贤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连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还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话，等我离开后，让洛阳的豪杰再从中调解，你们听他们的。”
郭解为人恭敬，不敢乘车进入县衙门。他去附近郡国替人办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各方满意，然后才敢吃人家的酒饭。因此大家都非常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的少年及附近县的贤人豪杰，半夜登门拜访郭解的常有十多辆车，请求将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去供养。
等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把各郡国的富豪迁去茂陵，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迁移名单上有郭解的名字，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徙。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说话：“郭解家贫，不够迁移的标准。”皇上说：“一个平民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得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家不穷。”于是郭解家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了给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掾，是他向上举荐迁徙郭解的。于是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掾的头。从此杨家和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徙到关中，关中的贤士豪杰无论从前是否了解郭解，如今听说了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好。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从不骑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在宫门下把告状的杀了。皇上听说后，就下令捉拿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及其他家属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去临晋。临晋人籍少公本来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去找他，顺便请求他帮助自己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辗转来到太原，他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所到之处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捕郭解，追踪查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后，官吏才抓到郭解，并深究他的罪行，发现某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免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位儒生陪同使者闲坐，郭解的门客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爱作奸犯科，怎能称得上是贤人呢？”郭解的门客听到这话，就把这个儒生杀了，割断他的舌头。官吏拿这件事责问郭解，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了人。杀人的人始终无影无踪，不知道是谁。官吏上奏皇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任意行侠，玩弄权术，因为小事而发作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但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了人还严重。该判郭解大逆无道之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全族。
自此以后，行侠的人非常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恭谨谦让的君子风度。至于北道的姚氏，西道的杜氏众人，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人都是活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说呢！这都是过去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的相貌赶不上一般人，语言也没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的人，无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仰慕他的名声，自称为侠的都标榜郭解并引以为荣。俗话说：“人可用荣誉名声当容貌，难道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滑稽列传
孔子说：“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六艺’的作用是相同的。《礼》用来规范人的生活方式，《乐》用来促进人们和睦融洽，《书》用来记述古代事迹和典章制度，《诗》用来抒情达意，《易》用来明辨天地万物的神奇变化，《春秋》用来阐明微言大义、衡量是非曲直。”太史公说：世上的道理恢宏无边，难道不伟大吗！言谈话语如果能稍微切中事理，也能排解不少纠纷。
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上门女婿。身高不足七尺，滑稽善辩，屡次出使诸侯各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喜欢说隐语，又常彻夜宴饮，荒淫无度，沉溺于饮酒之中，不理朝政，将政事全部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也都荒淫放纵，各诸侯国都来侵犯齐国，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齐王的左右近臣却都不敢进谏。淳于髡便用隐语规劝讽谏齐威王，他说：“国都有一只大鸟，落在大王的庭院，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您知道这只鸟是怎么回事吗？”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就罢了，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便罢了，一叫就使人惊异。”于是威王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县长都来入朝奏事，奖赏一人，诛杀一人，又鼓励将士们御敌，各诸侯十分震惊，都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齐国了。齐国的声威竟持续达三十六年。这些话都记载在《田完世家》里。
齐威王八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齐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搬救兵，让他带着黄金百斤，驷马车十辆。淳于髡见后仰天大笑，把系帽子的带子都笑断了。齐王说：“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说：“我哪里敢！”齐王说：“那你在笑什么呢？”淳于髡说：“今天我从东面来时，看到路旁有个祭祀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道：‘贫瘠旱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篝笼，低洼水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米粮满仓。’我看到他拿的祭品非常少，而他所祈求的东西却那么多，所以笑他。”于是齐威王把礼物增加到黄金一千镒、白璧十对、驷马车一百辆。淳于髡告辞起程，来到赵国。赵王拨给他精兵十万、裹有皮革的战车一千辆。楚将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夜撤兵而去。
齐威王非常高兴，在后宫设下酒宴，召见淳于髡，要赐给他酒喝。问他道：“先生喝多少酒才会醉？”淳于髡答：“我喝一斗也能醉，喝一石也能醉。”威王说：“先生喝一斗就能醉了，怎么能喝下一石呢？能说给我听听这其中的道理吗？”淳于髡说：“得到大王当面的赏酒，执法官在旁边，御史在背后，我喝酒时心惊胆战、低头伏地，喝不了一斗就能醉了。如果父母请贵客到家里来，我挽起袖子，曲身跪坐，奉酒敬客人，客人时不时赏我残酒，我多次举杯敬酒，喝不了两斗就醉了。假如朋友交游，好久没见面，忽然相见了，高兴地讲起往昔之事，各自倾吐衷肠，大概喝个五六斗就醉了。至于乡亲们的聚会，男女混坐，互相敬酒，没有时间所限，又玩六博、投壶之类的游戏，呼朋唤友，互邀成对，男女握手言欢也不会被罚，眉目传情没有禁忌，面前有坠落的耳环，背后有遗失的发簪，在这样的时刻，我是最开心的，喝上八斗酒，也不过只有两三分醉意。天黑了，酒也快喝光了，把残酒剩菜归并到一起，大家靠着坐在一起，男女同席，鞋子和木屐混在一起，杯盘狼藉，堂上的蜡烛已经熄灭，主人单单把我留下，而送走其他客人，绫罗短袄的衣襟已然解开，微微闻到阵阵香味，这时我心中最为欢畅，能喝下一石酒。所以说，酒急生乱，乐极生悲。一切事情都是如此。”这番话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走极端，到了极点就会衰败。淳于髡用这些话来婉转地劝说齐威王。齐王说：“好。”于是，就停止了彻夜长欢，并任命淳于髡当接待诸侯宾客的主客官员。齐王宗室摆设酒宴，淳于髡常常在旁作陪。
淳于髡之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
优孟原本是楚国的歌舞艺人。他身高八尺，能言善辩，时常用说笑的方式委婉地劝谏楚王。楚庄王有一匹喜爱的马，就派人给它穿上华丽的绣花衣服，安置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睡在没有帷帐的床上，用枣脯来喂它。马因为得了肥胖病而死，庄王让群臣给马办丧事，准备用棺椁盛殓，按大夫的葬礼来埋死马。身边的大臣争论此事，觉得不可以这么做。庄王下令道：“有谁胆敢为葬马的事来进谏，就罪当处死。”优孟听说此事后，走进殿门仰天大哭。庄王吃惊，而后问他哭的原因。优孟说：“马是大王所爱的马，就凭堂堂楚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有什么要求办不到，却用大夫的葬礼来埋葬它，太薄待它了，请用埋葬君主的礼仪来埋葬它。”庄王说：“那该怎么办呢？”优孟回答道：“我请求用雕有花纹的美玉为它做棺材，用质地好的梓木为它做套材，用楩、枫、豫、樟等名贵木材为它做护棺的提凑，派士兵为它挖掘墓穴，派老人儿童为它背土筑坟，齐国、赵国的使臣在前陪祭，韩国、魏国的使臣在后护卫，为它立祠，用猪牛羊祭祀，拨万户大邑来供奉它。诸侯听说这件事后，就都知道大王把人看得很轻贱而把马看得很贵重了。”庄王说：“我的过错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那我该怎么办呢？”优孟说：“请大王准许我用对待六畜的办法来埋葬它：在地上堆个土灶做外椁，用大铜锅做棺材，拿姜枣来调味，再加入香料来解腥，用稻米当祭品，用火光当衣服，把它安葬在人的肚子里。”于是庄王派人把马交给主管宫中膳食的太官，不让天下人长久地传扬这件事。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知道优孟是一位贤人，便善待他。孙叔敖病重临终前，叮嘱他的儿子：“我死后，你一定会很贫困。到那时你就去找优孟，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过了几年后，孙叔敖的儿子果然贫困，靠卖柴谋生。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优孟，就对他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父亲临终前，曾嘱咐我贫困时去拜见优孟。”优孟说：“你不要去远方。”随即他就缝制了孙叔敖曾穿戴的衣服帽子开始穿戴，并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一年多后，模仿得极像孙叔敖，连楚庄王和他身边的大臣都分辨不出来。楚庄王摆下酒宴，优孟上前为庄王敬酒。庄王大吃一惊，还以为孙叔敖复活了，于是想要让优孟做楚相。优孟说：“请允许我回家后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后再来担任楚相。”庄王答应了。三天后，优孟再来。庄王问：“你妻子怎么说？”优孟说：“我妻子说千万别做，楚相不值得做。像孙叔敖那样做楚相，忠诚廉洁地在楚国施政，楚王才得以称霸。如今孙叔敖死了，他的儿子竟没有立锥之地，穷到每天靠打柴为生。如果要像孙叔敖那样，还不如自杀。”接着优孟唱道：“住在山野耕田辛苦，难以得到食物。奋起出外做官，自身贪婪卑鄙的，积有余财，不顾羞耻。自己死后虽然家室富足，但又怕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犯下大罪，自己被处死，家室也遭诛灭。哪能做贪官呢？想要做清官，奉公守法，忠于职守，到死都不敢为非作歹。唉，又哪能做清官呢？像楚相孙叔敖，一生廉洁至死，现在妻儿老小竟然贫困到靠打柴糊口。实在不值得做清官啊！”于是，庄王向优孟致歉，当即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封给他寝丘这个四百户之邑，以供奉祭祀孙叔敖。自此后，传了十代也没有断绝。优孟的这种智慧，可以说是适得其宜，抓住了发挥的时机。
优孟之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
优旃是秦国的一位个子非常矮的歌舞艺人。他擅长讲笑话，然而都能契合大道理。秦始皇时，宫中摆下酒宴，正值下雨天，殿阶下持盾站岗的卫士全都淋着雨，受着风寒。优旃看见后十分可怜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想休息么？”卫士们都说：“非常想。”优旃说：“如果我喊你们，你们要赶快答应我。”过了一会儿，臣子们在殿上向秦始皇敬酒，高呼万岁。优旃靠近栏杆大喊道：“殿阶下持盾的卫士！”卫士答道：“有。”优旃说：“虽然你们长得高大，但有什么好处？只能站在雨中淋着。我虽然生得矮小，却有幸在这儿休息。”于是，秦始皇下令卫士分两半值班，轮流接替。
秦始皇曾计划要扩大苑囿，向东扩张到函谷关，西至雍县和陈仓。优旃说：“好。多多养些禽兽在里面，若是敌人从东方来侵犯，让麋鹿用角去顶他们就行了。”秦始皇听完这话，便停止了扩大猎场的计划。
秦二世即位，又想用油漆涂城墙。优旃说：“好。即使皇上不讲，我本来也要请您这么做的。漆城墙虽然对百姓没什么好处，但很美呀！城墙漆得油光铮亮的，敌人来了也爬不上来。要想做成这件事，涂漆倒是很容易的，但难办的是要建一所大房子，然后把漆过的城墙搁进房子里，使城墙阴干。”于是二世笑了起来，因而这个计划也取消了。不久，二世被杀死，优旃归顺汉朝，几年后去世了。
太史公说：淳于髡仰天大笑，因而齐威王横行天下。优孟摇头歌唱，因而打柴为生的人得到封地。优旃靠近栏杆大声一喊，阶下持盾卫士因而得以减半轮值。这些事迹难道不都是伟大而值得颂扬的么！
货殖列传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点，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能望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能听到，但各国人民却都觉得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衣服最漂亮，安于本地的习俗，乐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直到年老死亡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代，如果还要按这一套行事，那除非堵住人民的耳目，否则几乎是无法施行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记载的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的耳目总要极享声乐美色之好，嘴巴总想尝尽各种肉食的美味，身体安于闲适快乐的环境，心里又夸耀着拥有权势、才华的光荣。统治者用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有很久了，即便用老子的那些妙论挨家挨户地去劝导，也终究不能感化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他们，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是加以教诲，再加以整顿约束，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山西盛产木材、竹子、谷子、苎麻、牦牛尾、玉石；山东盛产鱼、盐、漆、丝、声乐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象牙兽皮；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千里之内，矿山到处都是，有如星罗棋布。这就是各地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都是中国百姓所喜好的，俗话说的穿着、饮食、养生、送葬的物品。所以，人们要靠农民种地来取得食物，要靠虞人上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来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器具，要靠商人流通货物。这难道还要官府发布政令，教化征召百姓限期集会吗？人们都各自施展才能，竭尽力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货物低价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出售，货物高价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乐于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便会生产。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顺应自然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地会使粮食缺乏；工匠不制造会使器具缺少；商人不做买卖，会使吃的、用的和金钱这三种宝物无法流通；虞人不开发山泽会造成资源短缺。”财物匮少了，就无法进一步开发山林水泽。农、工、商、虞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来源。源大则富裕，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是富裕的机会，没有谁能剥夺或是施予，但聪明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贫穷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本来那里多是盐碱地，少有人烟，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去纺织刺绣，竭力提倡工艺技巧，又吩咐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百姓和财物纷纷流入齐国，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像车辐那样聚集齐国。所以，齐国能生产冠带、衣履供天下所用，而东海、泰山之间的各路诸侯都整理好衣服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修姜太公的事业，设立了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得齐桓公得以称霸，数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政治；而管仲本人也得到三归台，虽然他的官位只是陪臣，却比各诸侯还富有。自此后，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统治时期。
所以说：“粮仓充盈了，人们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人们就会知道荣辱。”礼生于富，而废于贫。所以君子富有了，就喜欢做好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去做他能做的事。江水深，鱼儿就在此处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此处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势时更加显赫，失势时，他的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心情不快。在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是显著。俗语道：“家里有钱的人，不会因犯法而受刑死于闹市。”这话不是空的。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来往穿梭，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有千辆兵车的天子、有万户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害怕贫穷，更何况编入户口册里的普通老百姓呢！
过去越王句践在会稽山之上被围困，就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快打仗了，就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才算懂得商品。善于体察时机与用途，就能看得清楚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所以，岁在金时，就能丰收；岁在水时，就要歉收；岁在木时，就会闹饥荒；岁在火时，就会干旱。旱的时候，就要备船以待涝；涝的时候，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一般来说，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一次大饥荒。粮价每斗二十钱，农民的利益会受损害；每斗九十钱，商人的利益要受损失。商人受损，钱财就无法流通；农民受损，田地就会荒芜。粮价每斗最高不高于八十钱，最低不低于三十钱，则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价出售粮食，调整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些就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的道理，是务求完好坚牢，没有滞留的资金。买卖货物的时候，凡是易腐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积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是短缺的原因，就会通晓物价贵贱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归于贵。当商品贵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卖出，将其视同粪土；当商品贱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购进，将其视为珠宝。商品货币的周转流通要像流水那样。”句践按着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强了，能用一大笔钱去收买士兵了，可以使士兵们不顾箭射石击去冲锋陷阵，就像口渴时要抢着喝水一样，终于报仇雪恨，将吴国灭了，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成为“五霸”之一。
范蠡已经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的耻辱，便慨然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运用了其中五项，就实现了雪耻的意愿。既然施于治国这么有效，我要也用它治家。”于是，他便乘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面相通，是货物贸易的场所。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抓住时机寻求利益，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治理产业的人，要能选用贤人并且把握时机。他在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千金钱财，两次分散给贫困的朋友和远房的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富裕了便喜欢做仁德之事的君子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听任子孙处理他的产业，子孙继承了他的产业并有所发展，于是达到巨万家财。所以，后世人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跟着孔子学习，离开孔子后去卫国做官，又运用卖贵买贱的手段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子的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即子思）穷得连糟糠都吃不起，隐居在陋巷里。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拜访、馈赠诸侯，他所到之处，国君只与他行宾主之礼，而不行君臣之礼。孔子能名扬天下，是因为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便是所谓得到形势的帮助而使名声更为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正着力于开发土地，白圭却乐于观察市场行情以及年景好坏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而被低价抛售的时候，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而被高价需求的时候，他就出售。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将粮食买进，出售丝、漆；蚕茧结成的时候，他将绢帛棉絮买进，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午位的时候，会出现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的时候，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会有雨水。太岁复归卯位的时候，他囤积的货物大概比往年要增加一倍。要增加收入，他便收购下等的谷物；要增加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收购上等的谷物。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节制嗜好，减少穿戴，与奴仆同甘共苦，他抓住赚钱的时机就像凶猛的野兽和飞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所以他说：“我经商致富，就像伊尹、吕尚制定谋略，孙子、吴起带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达不到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做不到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尽管他想学我的经商致富之道，我终究是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要经商致富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因为有所尝试，有所尝试才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行事就能达成的。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靠冶铁起家，其财富多得可以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等到牲畜众多之时，便全都卖掉，再购买各种奇异的物品和丝织品，将其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再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补偿给他，送给他牲畜，多到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牲畜的数量。秦始皇下诏乌氏倮可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与诸大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从得到朱砂矿后，竟好几代人独揽其利，家产也多到不计其数。清虽是个寡妇，却能守住先祖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觉得她是个贞妇，便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盖起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边鄙之地的畜牧主，巴郡寡妇清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一样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吗？
汉朝建立，天下统一，朝廷便开放关卡要塞，废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畅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流通顺利，他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汉朝政府又将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迁到京城来。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到黄河、华山，沃野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时代开始上贡赋起，便把这里当作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邠地，周太王、王季住在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此这些地方的人仍保有先王遗风，爱做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将干坏事看得非常严重。直到秦文公、秦德公和秦穆公定都雍邑，雍邑地处陇、蜀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时迁居栎邑，那里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将咸阳治理得很好，汉朝也将咸阳当作都城，并在长安附近建了诸陵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中于此地，这里地方很小，人口又多，因此当地百姓越来越钻营取巧，多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蜀地区。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土，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料、铜、铁和竹木之类。南边可抵御滇地、僰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地、笮地，笮地出产马和牦牛。然而巴蜀地区交通闭塞，虽修了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但只有襃斜通道控制其出口，联通四方道路，用多余的物品来交换短缺的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以及上郡与关中地区的风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天下第一。可此处地势险要，只有长安与其相通。所以，整个关中地区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这里生产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候，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位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好比是鼎的三个足，是王者更迭建都的地方，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此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聚会之所，所以当地民风小气节省，熟悉世故。杨邑、平阳邑人民，往西可以到秦、戎狄地区经商，往北可以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两地在石邑以北，接近匈奴，多次遭受掠夺。当地民风强直、好胜、扶弱抑强，不愿从事农业和商业。但由于该地邻近北方夷狄，常有军队出入，所以从中原运过来的物资，时常有剩余。当地民风强悍而不务农事，从三家尚未瓜分晋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其民风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的时候，就更为助长了这种民风，当地民风仍保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两地的人民在其间游刃有余，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温、轵地区的人民往西可去上党地区经商，往北可去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沙丘一带还有纣王传下来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靠着投机取巧生存。男子们常聚在一起游戏玩耍，慷慨悲歌，白天围在一起杀人抢劫，晚上就挖坟盗墓、制造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貌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则弹奏琴瑟，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讨好献媚，有的女子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和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民风与赵相似，但由于地靠梁、鲁，民风稍显庄重而又看重操守。卫君曾将都城从濮上的帝丘迁到野王，野王的民风崇尚气节，扶弱抑强，保有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通齐、赵，东北与胡人交界。地处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偏远，人口稀少，多次遭胡人侵扰，民风与赵、代地区大致相仿，民风迅猛凶悍，百姓不爱思考，当地盛产鱼、盐、枣、栗。该地北邻乌桓、夫余，东面可以控扼秽貉、朝鲜，真是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
洛阳人向东可去齐、鲁经商，向南可去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绕，方圆千里都是沃土，适宜种植桑麻，盛产彩色丝绸、布帛和渔盐。临淄也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风从容豁达，通情达理，人民足智多谋，爱发表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人口不易外流，不敢聚众斗殴，但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抢劫别人财物的人，这是大国的风尚。此地士、农、工、商、贾五民齐全。
而邹、鲁两地邻近洙水、泗水，还保有周公传留下来的风尚，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因此当地民风小心拘谨。人民多经营桑麻产业，没有山林川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小气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等到国力衰败的时候，人民爱好经商，追逐金钱和利益的程度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自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至巨野，过去都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市。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在毫定都。当地民俗还保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出了很多君子，喜好农事，虽然没有丰饶的山河物产资源，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积累财富。
越、楚之地具有西楚、东楚以及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自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郡、南郡，此为西楚地区。这里民风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很难积累财富。江陵原是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物产丰饶的云梦。陈郡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渔盐货物，居民多从事商业。徐、僮、取虑一带的人清廉严苛，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的地区，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此为东楚地区。这里的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之地的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地区的风俗与越地相同。自从吴王阖闾、楚国春申君以及汉初吴王刘濞这三个人招致天下乐于游说的子弟以来，吴地东有丰富的海盐，还有章山的铜矿，以及三江五湖的资源，亦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属于南楚地区。此处风俗与西楚地区大致相似。楚国自从失去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亦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会聚的地方。因为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混杂，所以南楚人民善于辞令，巧言善辩，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子寿命短。该地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藏极为有限，开采之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的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到儋耳，与江南地区的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有许多杨越风俗混杂其中。番禺亦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汇集地。
颍川、南阳是原来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施政崇尚忠厚质朴，还保有先王留传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民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将不法之民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亦是一个都市。当地民风杂乱，好惹事。人民多以经商为业。以行侠仗义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的人交往甚密，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不均，有少有多，民间各地习俗也各不相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北本来也有诸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肴，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不用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该地占据有利的地形，食物丰足，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贫穷。因此江淮以南既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宜种植五谷、桑麻，宜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多次遭受水旱之灾，百姓喜好积蓄储藏，所以秦、夏、梁、鲁地区的民俗是喜好农事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及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从事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喜欢耍机巧，靠投机谋利。燕、代地区的居民以种田、放牧、养蚕为业。
由此可见，贤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论辩，坚守信义、死守节操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设法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富贵。因此，清廉的官吏就能长久任职，时间久了，便会更富有；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因多赚钱而富有。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情性所在，是用不着学习，任谁都想要追求到的东西。因此，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拔旗，冒着箭射石击向前进，不怕赴汤蹈火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民间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抢劫犯罪，挖坟盗墓，私铸钱币，既行侠也妄为，让朋友替自己报私仇，暗中藏在隐蔽的地方躲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如同快马奔驰般往死路上跑，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那些赵国、郑国的女子，精心打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脚踩着轻便的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思勾引，出外不远千里，招揽男人不分老少，也是为富贵而奔忙。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们，帽子、宝剑配饰讲究，外出时车辆坐骑成排结队，也是为显示富贵的架子。猎人和渔夫们，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跑于深山峡谷之中，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得到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比狗的人，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争相自我夸耀，一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怕输钱啊。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官吏士人舞文弄墨，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杀头之险，这是被他人的贿赂迷惑了。至于从事农、工、商、贾以及畜牧业，原本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如此殚精竭虑，全力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夺取财物。
俗话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卖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个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应用德行招来人。所谓德，说的就是人才。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是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也快乐富有，可以与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称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纳二百钱。享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租税的收入就有二十万钱，朝觐天子、拜访诸侯以及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等行业，有一万钱，每年可得二千钱利息，拥有一百万钱，每年可得二十万钱利息，而雇人服役交租赋的费用都要从这里支出。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吃喝玩乐了。所以说在陆地上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鱼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地区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与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还有名扬国内、拥有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近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的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比。然而这些致富的资本，人们不用去市井察看，不用于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劳而获，身有隐士之名，而又得到丰裕的收入。至于那些穷人家，双亲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时没有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与人聚餐，吃穿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觉得羞愧，那就没什么可比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就只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斗智以追求更富有的生活，已经富有的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为了谋生，谁能不冒着生命危险便获得所需物品，那就应该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耕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次之，靠奸诈手段甚至违法而致富则是最下等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出来做官的隐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贱，喜欢妄谈仁义的人，也足够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相差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相差千倍的就会被人家役使，相差万倍的就会做人家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要从贫穷走向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及经商，刺绣织绵不敌倚门卖笑，此处所说的经商末业，乃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还有制造身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鲰鱼，一千钧鲍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件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钱，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洁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类人家也可与千乘的富贵人家相比，这是大体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获利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所谓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今那些贤者之所以能致富的情况，以便后世之人得以比较选择。
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赵国人，靠着冶铁致富的。秦国击败赵国的时候，卓氏迁居，他们的家产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两人推着车子往迁处去。同一批被迁徙的其他人，稍有多余的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官吏，央求把他们迁到近处，近处是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下面是沃土，地里长着大芋头，芋头的形状像蹲伏的鸱鸟，这样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的。当地百姓善于做买卖。”于是就主动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上冶铁，用心筹划，最后在财势上压倒了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贵程度达到奴仆一千人。他在自家的田园水池里尽享射猎游玩的欢乐，可以比得上国君逍遥。
程郑是太行山以东迁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他常把铁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财富与卓氏相抵，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也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下魏国后，孔氏被迁到南阳。他便在当地大规模经营冶铸业，开辟鱼塘养鱼，并时常带着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借此得到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然而他赢利的部分，远远超出了施舍给他人的那部分钱，这使他声望胜过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的同时，家财也多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大方的举止。
鲁地民风节俭吝啬，曹邴氏尤为突出，他也是靠冶铁起家，家财多达几万钱。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一定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赁、放债以及做买卖。因为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不少人舍弃儒学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民风是鄙视奴仆，而刀间这个人却偏偏重视奴仆。人们将凶恶狡猾的奴仆视为祸害，唯有刀间收留、任用他们，让他们在渔盐商业上追逐利益，或让他们乘坐成群结队的车马，去与地方官员结交，并且更为信任他们。刀间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数千万钱的财富。因此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官，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通过豪奴致富而又能让他们为他鞠躬尽瘁。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运输货物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在各诸侯国间往来，无处不到。洛阳地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位置，穷人在富人家学做生意，常将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作为优势而相互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进家门。因为师史能筹划任用这种人，所以能拥有七千万钱的财富。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官吏。秦朝败亡的时候，豪杰们全在争着抢金银珠宝，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农民无法种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靠卖谷发了大财，豪杰们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而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比谁更奢侈，而任氏却崇尚节俭，致力于种田畜牧。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田地和牲畜，任氏却专门买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非常富有。但任氏的家规是，非自家种田养畜而来的物品不吃、不穿，没有做完公事就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为乡里做出表率，所以他很富有，而皇上也很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头，还有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需要借贷有利息的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未知，没有人愿意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财力可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极为庞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收入或是靠着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断事理，懂得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而赢利，以经营工商末业而致富，靠购置田产务农而守财，以各种强效的手段夺取一切资源，并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将其维持下去，其变化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畜、工、虞或商的人，凭着权势和金钱而成为富人，大者能压倒一郡，中者能压倒一县，小者能压倒一乡，这样的事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简朴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变成富人还必须能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拙的手艺，而郅氏靠着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着它富到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本是一个浅薄的事，而张里靠着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因为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见，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财物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够聚集财富，没本事的人则会破败家财。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亿万富翁便能与国君一样享乐。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吗？难道不是吗？
太史公自序
过去颛顼统治天下的时候，让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统治之时，让重、黎的后代继续职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统治时期，程伯休甫便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周惠王与周襄王统治期间，司马氏离开周都，去了晋国。后来，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司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卫国的，有在赵国的，有在秦国的。在卫国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一支中，有人以传授剑术而名声显扬于世，蒯聩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叫司马错的，曾与张仪争论国事，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国，攻取蜀国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当时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在长平的士兵，回国后他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的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安君的部将，并率军攻占朝歌。诸侯分封为王的时候，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王刘邦攻打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朝廷将殷地改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的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是司马喜，司马喜担任五大夫，他们死后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的儿子是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