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收藏热离不开皇帝宋徽宗——赵佶。
沉浸于收藏世界的宋徽宗，并没有把用来挖太湖石的银钱和画《写生珍禽图》、编纂《宣和画谱》的时间，投入到精修武备、培养军队建设。
遗憾的是，北宋末年在收藏热兴起的同时，也开始了与金的战争。
此间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但政治上的软弱和战略上的失误，以及百余年的武备松懈，屡战屡败。
最终，金人攻破东京汴梁，创立瘦金体、擅画花鸟、猎尽天下奇珍的宋徽宗赵佶，成为阶下囚。
宋徽宗后，南宋与金继而与蒙古继续战斗。
皇帝赵构也延续了其先人爱好书画、爱好收藏的特点，但南宋的大收藏家与北宋没啥好比的，落后很多，而南宋画院中的骨干，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也都是宋徽宗早年培养出来的。
综上所述，在南宋，收藏热已大大降温。
元人因文化的差异和本土化未完成，所以不存在所谓收藏热。
在徐达、常遇春的骑兵大破蒙古骑兵之后，传统的中华文明开始重新统治。
朱元璋出身穷苦，没太多嗜好，更不懂收藏的乐趣，把全部精力放在治国上，虽然后世证明，有些事情搞得不大好，但其勤奋和节俭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明朝初年，收藏并不发达，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家。
以官窑瓷为例，洪武年间的青花瓷，是明历代官窑青花瓷中质量最低劣的，胎质疏松，釉色灰暗，且器形不够完美，甚至比亡国时的崇祯朝民间青花瓷质量还低劣。
参观北京故宫文华殿的历代陶瓷展不难发现，明代洪武年间的瓷器，多已失去光泽，而更早的宋瓷和元青花，却显得更“新”一些。
到明成祖朱棣年间，收藏文化开始逐渐抬头，书画、文玩等藏品开始流行。
万历朝张居正主持的中兴结束后，明政治经济渐露疲态，其表象是军队战斗力大幅衰退。
由于没有出现能与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媲美的名将，直接导致明赖以灭掉元、敢与北方游牧部落硬碰硬的骑兵部队攻击力大不如前，对外作战胜率有所下降。
但令人惊讶的是，明朝中晚期的收藏文化却得到快速发展。
喜欢收藏古籍善本的人都知道，明代中晚期的绝版、孤本刻本特别多。
一般来说，孤本难得，收藏价值也会比较高，但明代中晚期的刻本却是个例外因为孤本数量太多。
由于文化发达，明代中晚期很多经济条件允许的文人，都开私坊刻书，印数极少，仅为收藏之用。
回顾晚明的收藏热，我们不难发现，晚明竹木牙角类文玩藏品的兴起，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我们今天常见的笔筒，就是在晚明时期出现，并且迅速成为一类重要的藏品。
还有紫砂壶、黄花梨家具、和田玉牌、各类铜炉、墨……基本上，当今拍卖会上天价迭出的各类杂项，都是晚明时期进入文人主流文化生活的。
晚明时期，也是大收藏家辈出的年代，董其昌、项元汴、倪瓒、张修羽、朱之赤。
几百年后，这些人依然是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些人对传世文物的判别、他们提倡的收藏体系和理念，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深厚的影响。
在传世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明代先贤留下的鉴藏钤印，还有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崇拜。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收藏热兴盛不衰的年代，明却在与女真族争夺东亚大陆话语权的战争中屡战屡败。
确定双方战略主动权的第一次大战萨尔浒之战，则正是万历五彩瓷风靡的时候，绚丽的颜色，精湛的工艺，令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赞叹不已。
遗憾的是，先进的红衣大炮干不过落后的刀马弓矢，当杜松在萨尔浒中箭身亡、李如柏消极应战、马林的北路军怯战被歼时，不知有多少江南雅士心驰于陆子冈的羊脂玉牌和竹小松雕工精妙的笔筒。
其后，乾隆皇帝成为不但空前也很有可能绝后的“中国最大收藏家”，清宫囤满历代名画、古瓷、青铜器等珍宝。
走进北京故宫，任何一位讲解员都会告诉你，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收藏热的一次高峰。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历史上的收藏热，是由圆明园、故宫等地的皇家珍宝外流引起的清末民初收藏热。
相较前几次收藏热来说，这次收藏热热度较低，时间短暂，如白驹过隙。
而眼下，国内经济在慢慢崛起，习卫国有理由相信，另外一次的收藏热很可能会让自己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