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Dream[1]
1917年八月，因为工作我要从纽约赶往彼得格勒，出于安全考虑，我还得到指示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2]中转。我是早上下的飞机，虽然一日无事，我也没让自己太过无聊。我大概记得，那天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要晚上九点出发，于是独自在火车站的餐厅里吃饭。里面客人很多，和我同桌的人形象颇为有趣。他是个俄国人，个子挺高，但壮实得不可思议，因为肚子太大，座位摆得离桌子很远。和身材相比，他的手偏小，盖满了一圈圈的肥肉。黑色的长发很是稀疏，小心地从头顶横着梳过来遮住了秃顶。一张灰黄色的大脸刮得很干净，再配上巨大的双下巴，会给人一种有伤风化的裸露感。在这一大块肥肉上，那个小小的鼻子就像摁了颗滑稽的纽扣，黑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也不大。不过他的嘴又大又红润，透露着欲望。他身上那件黑色的西服还算合身，虽然不能说破旧，但的确邋遢，就像是自打做好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熨过、刷过。
餐厅服务很差，要让服务生注意到你几乎不可能。我们很快就聊了起来。这个俄国人的英语流畅、明白，虽然口音明显，但听起来并不吃力。他问了不少问题都关于我和我的行程，因为那时所从事职业的关系，我答得颇为小心——故作坦陈，其实加了不少伪装。我说自己是个记者。他问我是否写小说，我坦白说工作之余的确会写一点，于是他就聊起了几个比较近的俄国小说家。他谈得很聪明，显然受过不错的教育。
这时候我们终于说服了服务生端来一碗卷心菜汤，我的这位新相识从兜里掏出一小瓶伏特加，请我同饮。不知道是因为伏特加，还是他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健谈，他变得很热情，说了不少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并没有问。他似乎出身贵族，职业是律师，而且是个激进分子。不见容于当权者，常年在国外，现在正要返乡。因为工作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作短暂停留，但一周之内会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说如果我也到那里去的话，很愿意再见到我。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我不明白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但还是告诉他我结婚了。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妻子去世了，”他说，“她从瑞士来的，土生土长的日内瓦人。她是个非常有修养的女子，能说无可挑剔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然，法语是她的母语。她的俄语比普通的外国人也好上不少，基本听不出什么口音。”
一个服务生端了满满一托盘的菜，正经过的时候被他喊住，问下一道菜还要等多久——我当时几乎不会任何俄语，所以是猜的。服务生很快地喊了一句，大概是要我们放宽心之类的话，匆匆又往前去了；我的朋友又叹了口气。
“革命之后，餐厅的服务一塌糊涂。”
他点着了第二十根烟，而我看着手表，担心上车之前能否正经地吃上一餐。
“我的妻子很了不起，”他继续道，“彼得格勒有些学校是给贵族的女儿开的，她就在其中最好的一家教语言。我们一起生活有很多年都关系融洽之极，可是她天生妒忌心重，又不凑巧爱我爱得发疯。”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忍住没笑。他是我见过最丑的人之一。有些脸色红润、开朗活泼的胖子的确有他们的魅力，但眼前这阴郁的一团肥肉实在让人厌恶。
“我也不用骗你说自己是个忠诚的丈夫。她嫁给我的时候就不年轻了，我们又做了十年夫妻。她身材瘦小，气色很差，说话又刻薄。她这个女人常因为占有欲而发脾气，除了她，我不可以对任何人有一丁点好感。她不但妒忌我认识的其他女人，也妒忌我的朋友、我的猫，和我的书。有一回我不在，她把我的一件大衣送走了，就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别的大衣。但我这个人很随和的。我不否认跟她在一起有些无趣，但我把她又急又凶的脾气当成天灾，就像坏天气或者感冒头晕一样，不会想到要反抗它。她对我有什么指责，只要有可能我就矢口否认，一旦没办法了，我就耸耸肩，抽根香烟。
“她总要跟我闹腾，但对我是没有影响的。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有时候，我的确疑惑她这到底是强烈的爱呢，还是强烈的恨。似乎爱与恨有点难分彼此。
“要不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怪事，说不定我们两个就一路走到底了。当时我被她一声凄厉的尖叫吓醒，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做了个可怕的噩梦；她梦见我要把她杀了。当时我们住在一幢大房子的顶楼，螺旋形楼梯中间的楼梯井挺宽敞。在她那个梦里，我们走到顶楼的时候，我一把抓住她，正要把她从扶手上扔下去。这下去就是六层楼，最底下是石头地板，必死无疑。
“她吓得魂不守舍的。我尽力安抚了她。但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两三天，她反复提起这个梦，我都一笑置之，但也看出来她心里没有放下。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老是想起她这个梦，因为这表明了一件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情，那就是她以为我恨他，以为我乐得能摆脱她。她当然也知道自己烦死人了，所以在某些时候很显然她曾想到过我并不忌惮置她于死地。人类的心思总是难以捉摸的，有些我们羞于示人的念头却自说自话出现在我们头脑中。我偶尔会希望她跟情人私奔，或者突然没有痛苦地死去，这样我就重获了自由。但即使是这样难以承担的重负，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动手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