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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名字与别号

题目是鲁迅的青年时代,但是我还得从他的小时候说起,因为在他生活中间要细分段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的避免这个困难,我便决定了从头来说。我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事实,是我所亲自闻见,至今还有点记忆的,这才记录,若是别人所说,即便是母亲的话,也要她直接对我说过,才敢相信。只是事隔多年,至少有五十年的光阴夹在这中间,难免有些记不周全的地方,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鲁迅原名周樟寿,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给他所取的。他生于前清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

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鲁迅是十八岁的时候,要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改名为周树人。在那时候中国还是用八股考试,凡有志上进的人必须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作为往上爬的基础。新式的学校还一个都没有,只有几个水陆师的学堂,养成海陆军的将校的,分设在天津武昌南京福州等处,都是官费供给,学生不但不用花钱,而且还有津贴可领。鲁迅心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结果自然只好进公费的水陆师学堂,又考虑路程的远近,结果决定了往南京去。其实这里还有别一个,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缘因,乃是因为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里有一个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换句话说便是“轮机科舍监”。鲁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后来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也仍是用的这个名字和号。

在南京学堂的时期,鲁迅才开始使用别号。他刻有一块石章,文云“戎马书生”,自己署名有过一个“戛剑生”,要算早,因为在我的庚子(一九〇〇)年旧日记中,抄存有戛剑生《莳花杂志》等数则,又有那年除夕在家里所作的《祭书神文》上边也说“会稽戛剑生”,可以为证。此外从“树人”这字面上,又变出“自树”这个别号,同时大概取索居独处的意思,自称“索士”或“索子”,这都是在他往日本留学之后,因为这在我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日记上出现,可是以前是未曾用的。一九〇七年以后,《河南》杂志请他写文章,那时他的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飞”,这与他的本名别无连系,大概只是取前进的意思吧。中间十个年头过去了,到了“五四”以后,他又开始给《新青年》写文章,那时主编的陈独秀胡适之等人定有一个清规,便是不赞成匿名,用别号也算是不负责任,必须使用真姓名。鲁迅虽然是不愿意,但也不想破坏这个规矩,他便在“迅行”上面减去“行”字,加上了“鲁”字作姓,就算是敷衍过去了。这里他用的是母亲的姓,因为他怕姓周使人家可以猜测,所以改说姓鲁,并无什么别的意思。他那时本有“俟堂”这个别号,也拿出来应用,不过倒转过来,又将堂字写作唐,成为“唐俟”,多使用于新诗和杂感,小说则专用“鲁迅”,以后便定了下来,差不多成为本名了。他写《阿Q正传》时特别署过“巴人”的名字,但以后就不再使用。这里所说差不多至一九二〇年为止。这以后,他所用的笔名很多,现在不再叙述了。

二 师父与先生

鲁迅小时候的事情,实在我知道得并不多,因为我要比他小三岁,在我刚七八岁有点知识懂人事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十岁了。个人的知识记忆各有不同,像我自己差不多十岁以前的事全都不记得了,现在可以纪录下来的只是一二另碎的片段而已。因为生下来是长子,在家庭里很是珍重,依照旧时风俗,为的保证他长大,有种种的仪式要举行。除了通行的“满月”和“得周”的各样的祭祀以外,还要向神佛去“记名”。所谓记名即是说把小孩的名字记在神或佛的账上,表示他已经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娇儿,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抢夺了去。鲁迅首先是向大桶盘(地名,本来是一个大湖)的女神记名,这女神不知道是什么神道,仿佛记得是九天玄女,却也不能确定。记了名的义务是每年有一次,在一定的期间内要去祭祀“还愿”,备了小三牲去礼拜。其次又拜一个和尚为师,即是表示出家做了沙弥,家里对于师父的报酬是什么,我不知道,徒弟则是从师父领得一个法名,鲁迅所得到的乃是长根二字。师父自己的法号却似乎已经失传,因为我们只听别人背后叫他“阿隆”,当面大概是隆师父吧,真名字不知道是什么隆或是隆什么了。他住的地方距离鲁迅的家不远,是东昌坊口迤北塔子桥头的长庆寺,那法名里的“长”字或者即是由寺名而来,也未可知。我又记得那大桶盘庙的记名也是有法名的,却是不记得了,而且似乎那法名的办法是每个轮番用神名的一字,再配上别一个字去便成,但是如果她是九天玄女,那末女字如何安排,因此觉得这个记忆未必是确实的了。

小孩的装饰大抵今昔南北还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例如老虎头鞋和帽,至今也还可以看到。但是有些东西却已经没人知道了,百家衣即是其一。这是一件斜领的衣服,用各色绸片拼合而成,大概是在模仿袈裟的做法吧,一件从好些人家拼凑出来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什么神力,这在民俗上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件物事,在绍兴叫作“牛绳”,原义自然是牵牛的绳索,作为小孩的装饰乃是用红丝线所编成,有小指那么粗,长约二尺之谱,两头打结,套在脖子上,平常未必用,若是要出门去的时候,那是必须戴上的。牛绳本身只是一根索子便已够了,但是它还有好些附属品,都是有辟邪能力的法物,顺便挂在一起了。这些物件里边,我所知道的有小铜镜,叫做“鬼见怕”的一种贝壳,还有一寸多长的小本“黄历”,用红线结了网装着。据说鲁迅用过的一根牛绳至今还保存着,这也是可能的事,至于有人说这或是隆师父的赠品,则似未可信,因为我们不曾拜过和尚为师的人,在小时候同样的挂过牛绳,可见这原是家庭里所自备的了。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这之后还跟子京读过,也是叔祖辈的一人,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是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餱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狲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这个故事有点近于笑话,而且似乎编造得有点牵强,其实如果我不是在场亲自听见,也有这种感觉,可见实人实事有些也很奇特,有时会得比编造的更奇特的。

上边所说的事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但鲁迅已经在读《孟子》,那是很明了确实的。可能这是在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这之后他便进了三味书屋跟寿镜吾先生读书去了。总之次年癸巳(一八九三)他已在那里上学,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曾祖母于壬辰除夕去世,新年匆忙办理丧事,不大可能打发他去入学,所以推定往三味书屋去在上一年里,是比较可以相信的。

三 遇见“闰土”

上文说到了光绪癸巳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在鲁迅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关键,我也已是满八岁多了,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些了。所记述的因此也可以确实些。在这一年里应该记的是鲁迅初次认识了“闰土”。他姓章,本名运水,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作“阿水”,书名加上一个运字,大概是取“运气”的意思,绍兴俗语闰运同音,所以小说上改写作“闰”,水也换作五行中的“土”了。运水的父亲名章福庆,一向在家中帮忙工作,他的本行是竹匠,家在杜浦村,那里是海边,一片都是沙地,种些瓜豆棉花之类,农忙时在乡间种地,家里遇过年或必要时他来做帮工。那年曾祖母去世,在新年办丧事,适值轮到祭祀“当年”,更是忙乱。周家共分三大房,又各分为三小房,底下又分为三支,祖先祭祀置有祭田,各房轮流承办,小祭祀每九年轮到一回,大祭祀便要二十七年了。那一年轮到的不记得是哪一个祭祀,总之新年十八天要悬挂祖像,摆列祭器,让本家的人前来瞻拜。这回办理丧事,中堂恰被占用了,只好变通一下,借用了本家的在大门西边的大书房来挂像,因为那些祭器如古铜大“五事”—香炉烛台和两个花瓶共五件,称为五事,—和装果品和年糕粽子的锡盘,都相当值钱,容易被白日撞门贼所偷走,须要有人看守才行,这个工作便托章福庆把他的儿子运水叫来,交付给他。鲁迅的家当然是旧式封建家庭,但旧习惯上不知怎的对于使用的工人称呼上相当客气。章福庆因为福字犯讳,简略为章庆,伯宜公直呼他阿庆,祖母和母亲则叫老庆,小孩们统统称他庆叔,对于别家的用人也是一样,因为我还记得有过一个老工人,我们称为王富叔的。运水来了,大家不客气的都叫他阿水,因为他年纪小,他大概比鲁迅大两三岁,可能有十五六岁吧。鲁迅叫他阿水,他叫鲁迅“大阿官”,这两人当时就成了好朋友。那时鲁迅已在三味书屋上学,当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但是不论是士人或商家出身,他们都是城里人,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罢了。运水来自乡下海边,有他独特的新奇的环境,素朴的性格,鲁迅初次遇到,给与了他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文章上时常说到,正是很当然的了。鲁迅往安桥头外婆家去的时候,可能去过镇塘殿吃茶,到楝树下看三眼闸,或者也看过八月十八的大潮,但是海边“沙地”上的伟大的平常的景色却没有机会看到过,这只有在运水的话里才能听见一部分。张飞鸟与蓝背在空中飞,岸上有“鬼见怕”和“观音掌”等珍奇的贝壳,地上有铁叉也戳不着的猹—或是獾猪,这些与前后所见的《尔雅图》和《山海经》图岂不是也很有一种连系么。到了庚子新年,已在七年之后,运水来拜岁留住,鲁迅还同他上“大街”去玩了两天,留在我的旧日记上,可见到那时候还是同朋友似的相处的了。

四 祖父的故事

那年还有一件事,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便是家中出了变故,使得小孩们不得不暂时往外婆家去避难。在要说这事件之先,我们须得先来一讲介孚公的事情。介孚公谱名致福,后来改名福清,在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是他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会试第一百九十九名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至甲戌(一八七四)年散馆,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因亲老告近,改选江西金谿县。介孚公的脾气生来不大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清光绪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很是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敌不过,结果被巡抚奏参,奉旨革职改教,即是革掉了知县,改充教官,那时府学县学的教授训导,仿佛是中学校的教员。他心里不服,凭了他的科甲出身,入京考取了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得不到什么升迁。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介孚公乃告假回家来。那时电报已通,由天津乘轮船,可以直达上海,所以在“五七”以前他同了潘姨太太和儿子伯升回到了家里。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虽是出于意外,可是也与他的脾气有关的。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五 避难

祖父介孚公的事我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过去了,可是它给与家庭的灾祸实在不小,介孚公一人虽然幸得保全,家却也是破了。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厉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因为年纪尚小,便交给一个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妈妈,大概是她的乡村名字。大舅父处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处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楼上玩耍。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不过在大舅父那里过的几个月的光阴,也不全是不愉快或是空虚无用的。他在那里固然初次感到人情的冷酷,对于少年心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在文化修养上并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这也正在那时候他才与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板画和小说,真正发生了接触。明显的表现便是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

鲁迅在家里的时候,当然也见过些绣像的书。阿长给他买的木版《山海经》,虽然年代不详,大概要算是最早了吧。那是小本木刻,因为一叶一图,所以也还清楚,那些古怪的图像,形如布袋的“帝江”,没有脑袋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这比龙头人身马蹄的“彊良”还要新奇,引起儿童多少奔放丰富的想象来呀。伯宜公旧有的两本《尔雅音图》,是广百宋斋的石印小本,一页里有四个图,原版本有一尺来大,所以不成问题,缩小后便不很清楚了。此外还存有四本《百美新咏》,全是差不多一样的女人,看了觉得单调。很特别是一部弹词《白蛇传》,上边也有绣像,不过没有多少张,因为出场的脚色本来不多。弹词那时没有读,但白蛇的故事是人人知道的,大家都同情“白娘娘”,看不起许仙,而尤其讨厌法海。《白蛇传》的绣像看上去所以无甚兴趣,只是一股怨恨的感情聚集在法海身上,看到他的图像便用指甲掐他的眼睛,结果这一叶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烂了。归根结蒂的说来,绣像书虽是有过几册,可是没有什么值得爱玩的。大舅父那里的这部《荡寇志》因为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小时候也随意自画人物,在院子里矮墙上画有尖嘴鸡爪的雷公,荆川纸小册子上也画过“射死八斤”的漫画,这时却真正感到了绘画的兴味,开始来细心影写这些绣像。恰巧邻近杂货店里有一种竹纸可以买到,俗名“明公(蜈蚣)纸”,每张一文制钱,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毛边纸的一种,一大张六开吧。鲁迅买了这明公纸来,一张张的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除了一些楷书的曾由表兄延孙帮写过几张,此外全数是由他一个人包办的。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延孙那里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小本两册,原书系日本冈元凤所作,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将草木虫鱼分别的绘图列说,中国同时有徐鼎的品物图说,却不及这书的画得精美。这也给了鲁迅一个刺激,引起买书的兴趣来。现在这种石印本是买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却还可以看到。

六 买新书

鲁迅在皇甫庄大概住了有五六个月吧,到了年底因了典屋满期或是什么别的关系,外婆家非得搬家不可了。两家舅父决定分住两地,大舅父搬到小皋埠,小舅父回到安桥头老家去,外祖母则每年轮番的到他们家里去同住。因为小舅父家都是女孩,有点不大方便,所以鲁迅和我都一并同了大舅父搬去了。小皋埠那里的房东似是胡秦两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铦的儿子,也能画梅花,只是吃了鸦片,不务生计,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乃是败落子弟,但是很有风趣,和鲁迅很说得来,因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时常找他去谈天。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我因为年纪还小,不够参加谈天,识字不多,也不能看书,所以详细情形都说不上来了。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抵是在春天上坟时节吧,大人们看得没有什么风波了,便叫小孩们回到家里去。在皇甫庄和小皋埠所受的影响立即向着两方面发展,一是开始买新书,二是继续影写图画。

鲁迅回家后所买第一部新书,大概是也应当是那两册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明白记得那书价是银洋两角,因为买的不是一次,掉换也有好几次。不知为什么那么的看重此书,买来后必要仔细检查,如果发见哪里有什么墨污,或者哪一页订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赶去掉换。有时候在没有查出缺点之前,变动了一点,有如改换封面之类,那就不能退换了,只得折价卖给某一同学,再贴了钱去另买新书。因为去的回数多了,对于书坊伙计那么丁宁妥贴的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学得了他们的方法,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后来所买的同类书籍中记得有《百将图》,只可惜与《百美新咏》同样的显得单调,《二十四孝图》则因为向来讨厌它,没有收集,直到后来要研究它,这才买到了什么《百孝图》等。上边忘记说,家里原有藏书中间有一部任渭长画的《於越先贤像传》和剑侠传图,在小时候也觉得它画得别致,很是爱好。这之后转入各种石印画谱,但是这里要说的先是一册木刻的,名叫“海仙画谱”,又称“十八描法”,著者姓小田,乃是日本人,所以这书是日本刻印的。内容只是十八图,用了各种衣褶的描法如柳叶描枣核描等,画出状如罗汉的若干模型来。当时为什么要买这册画谱,这理由完全记不得了,但是记得这一件附带的事情,便是此书的价钱是一百五十文,由我们两人和小兄弟松寿各出五十文钱,算作三人合买的。在那时节拿出两角钱去买过名物图考,为什么这一百五十文要三个人来合出呢?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对父亲“告诉”了。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初颇有点儿惶恐,因为以前买书都是瞒着大人们的。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不久也就忘了。那本画谱鲁迅主张单给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买了一本来收着,同一《海仙画谱》所以有两本的原因就是为此。

关于这小兄弟还有一件事,可写在这里。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有一篇小文,题曰“风筝”,后来收在《野草》里边。他说自己嫌恶放风筝,看见他的小兄弟在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风筝的翅骨折断,风轮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心里老觉得抱歉似的,心想对他说明,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所说的小兄弟也正是松寿,不过《野草》里所说的是“诗与真实”和合在一起,糊风筝是真实,折断风筝翅骨等乃是诗的成分了。松寿小时候爱放风筝,也善于自糊风筝,但那是戊戌(一八九八)以后的事,鲁迅于那年春天往南京,已经不在家里了。而且鲁迅对于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文章上只是想像的假设,是表现一种意思的方便而已。松寿生于光绪戊子(一八八八),在己亥庚子那时候刚是十二三岁。

七 影写画谱

我们把新书与画谱分开了来说,其实这两者还只是一件事。新书里也包含着画谱,有些新印本买得到的,就买了来收藏,有些旧本找不到,便只好借了来看,光看看觉得不够,结果动手来影画下来。买到的画谱,据我所记得的,有《芥子园画传》四集,《天下名山图咏》,《古今名人画谱》,《海上名入画稿》,《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晚笑堂画传》木版本尚有流传,所以也买到原本,别的都是石印新书了。有几种旧的买不到,从别人处借了来看,觉得可喜,则用荆川纸蒙在书上,把它影写下来。这回所写的比以前《荡寇志》要进一步,不是小说的绣像,而是纯粹的绘画了。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诗中画》,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耐心的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第二种书,这不是说次序,只是就记忆来说,乃是王冶梅的一册画谱。王冶梅所画的有梅花石头等好些种,这一册是写意人物,画得很有点别致。这里又分上下二部,上部题名“三十六赏心乐事”,图样至今还觉得很熟悉,只是列举不出了,记得有一幅画堂上一人督率小童在开酒坛,柴门外站着两个客人,题曰“开瓮忽逢陶谢”,又一幅题曰“好鸟枝头自赏”。在多少年之后我见到一部日本刻本,这《赏心乐事》尚有续与三续,鲁迅所写的大概是初版本,所以只有三十六事,作为上卷,都是直幅,下卷则是横幅,性质很杂,没有什么系统。所画都是人物,而简略得很,可以说是一种漫画,上卷则无讽刺意味,下卷中有一幅画作乞丐手牵一狗,狗口衔一瓢向人乞钱,题词首一句云“丐亦世之达人乎”,惜下文都忘记了。第三种所画又是很有点特殊的,这既非绣像,也不是什么画谱,乃是一卷王磐的《野菜谱》,原来附刻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末尾的。《野菜谱》原是讲“荒政”的书,即是说遇到荒年,食粮不够,有些野菜可以采取充饥,这一类书刻本难得见,只有《野菜谱》因为附刻关系,所以流传较广。这书还有一样特色,它的品种虽是收得比较少些,但是编得很有意思,在每一幅植物图上都题有一首赞,似歌似谣,虽或有点牵强,大都能自圆其说。鲁迅影写这一卷书,我想喜欢这题词大概是一部分原因,不过原本并非借自他人,乃是家中所有,皮纸大本,是《农政全书》的末一册,全书没有了,只剩此一册残本,存在大书橱的乱书堆中。依理来说,自家的书可以不必再抄了,但是鲁迅却也影写了一遍,这是什么缘故呢?据我的推测,这未必有什么大的理由,实在只是对于《野菜谱》特别的喜欢,所以要描写出来,比附载在书末的更便于赏玩罢了。

鲁迅小时候喜爱绘画,这与后来的艺术活动很有关系的,但是他的兴趣并不限于图画,又扩充到文字上边去,因此我们又要说一说他买书的事了。这回他所要买的不再是小孩们看了玩的图册,而是现今所称祖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了。上文我们说到合买《海仙画谱》,大概是甲午(一八九四)年的事情,那末这里所说自然在其后,当是甲午乙未这两年了。小说一类在小皋埠“友舅舅”那里看了不少,此时并不热心追求,所注意的却是别一部类,这比起小说来虽然也算是“正经”书,但是在一心搞“举业”—即是应科举用的八股文的人看来,乃是所谓“杂学”,如《儒林外史》里的高翰林所说,是顶要不得的东西。但是在鲁迅方面来说,却是大有益处,因为这造成他后来整理文化遗产的基础与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写《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有关系的。他的买书时期大约可以分作两段,这两年是第一段,正是父亲生病的时期,第二段则是父亲死后,伯宜公没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所以计算起来该是丙申丁酉的两年,到了戊戌三月鲁迅便已往南京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总之是父亲病中这一段里吧,鲁迅从本家那里,可能是叔祖玉田,也可能是玉田的儿子伯,借来了一部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部木版小本的“唐代丛书”,在丛书中是最不可靠的一种,据后来鲁迅给人的书简中说:“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但引据固然不能凭信,在当时借看实在原是“拿来玩玩”的意思,所以无甚妨碍。倒是引起读书的兴味来,这一个用处还是一样的。那里边所收的书,看过大抵忘了,但是有一两种特别感觉兴趣,就不免想要抄它下来,正与影写画谱是同一用意。我那时年幼没有什么知识,只抄了一卷侯宁极的《药谱》,都是药的别名,原见于陶谷的《清异录》中。鲁迅则选抄了陆羽的《茶经》,计有三卷,又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各一篇,这便大有意义,也就是后来大抄《说郛》的原因了。

八 三味书屋

鲁迅往三味书屋念书,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间已跟寿镜吾先生受业,我去是在次年甲午的中间了吧,镜吾先生因学生多了,把我分给他的次子洙邻先生去教,所以我所知道的三味书屋,乃是甲午以后的情形。寿宅与鲁迅故家在一条街上,不过鲁迅的家在西头,称为东昌坊口,寿宅是在东边,那里乃是覆盆桥了。周氏祖居也在覆盆桥,与寿宅隔河南北相对,通称老台门周宅,西头东昌坊口的一家是后来分耜出的,所以称为新台门。从新台门到寿宅,这其间大概不到十家门面,走起来只要几分钟工夫,寿宅门坐南朝北,走过一条石桥便是大门,不过那时正屋典给了人家,是从偏东的旁门出入的。进了黑油的竹门是一排房屋,迤南三间小花厅,便是三味书屋,原是西向,但是西边正屋的墙很高,“天井”又不大,所以并不记得西晒炎热。三味书屋的南墙上有一个圆洞门,里边一间有小匾题什么小憩四字,是洙邻先生的教读处,镜吾先生则在外间的花厅里。正中墙上挂着“三味书屋”的匾额,据洙邻先生后来告诉我说,这本来是三余书屋四字,镜吾先生的父亲把它改了的,原来典故忘了,只知道是将经史子比食物,经是米谷,史是菜蔬,子是点心。匾下面画桌上挂着一幅画,是树底下站着一只大梅花鹿,这画前面是先生的宝座,是很朴素的八仙桌和高背的椅子。学生的书桌分列在四面,这里向西开窗,窗下都是大学生,离窗远的便要算较差了。洙邻先生说,鲁迅初去时桌子排在南边靠墙,因为有圆洞门的关系,三副桌椅依次排列下来,便接近往后园去的小门了。后园里有一株腊梅花,大概还有桂花等别的花木吧,也是毛厕所在地,爱玩的学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里闲耍,累得先生大声叫唤,“人到哪里去了?”这才陆续走回来。靠近园门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却不愿意,推说有风,请求掉换坐位,先生乃把他移到北边的墙下,我入学时看见他的坐位便是那个。

三味书屋是绍兴东城有名的一个书房,先生品行方正,教读认真,“束修”因此也比较的贵,定为一律每节银洋二元,计分清明端午中秋年节四节,预先缴纳。先生专教经书,不收蒙学,因此学生起码须得读《大学》《中庸》,可是商家子弟有愿读《幼学琼林》的也可以答应,这事情我没有什么记忆,但是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得说及,所云“嘲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即是。先生的教法是,早上学生先背诵昨日所读的书和“带书”,先生乃给上新书,用白话先讲一遍,朗读示范,随叫学生自己去读,中午写字一大张,放午学。下午仍旧让学生自读至能背诵,傍晚对课,这一天功课就算完了。鲁迅在家已经读到《孟子》,以后当然继续着读《易经》,《诗经》,—上文说到合买《海仙画谱》,便在这时节了,—《书经》,《礼记》以及《左传》。这样,所谓五经就已经完了,加上四书去,世俗即称为九经。在有志应考的人,九经当然应当读完,不过在事实上也不十分多,鲁迅那时却不自满足,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教,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我明了的记得的有一部《尔雅》,这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训诂书,经过清朝学者们研究,至今还不容易读,此外似有《周礼》,《仪礼》,因为说丧礼一部分免读,所以仿佛还有点记忆。不过《尔雅》既然是部字书,讲也实在无从讲起,所以先生不加讲解,只教依本文念去,读本记得叫作“尔雅直音”,是在本文大字右旁注上读音,没有小注的。书房上新书,照例用“行”计算,拙笨的人一天读三四行,还不能上口,聪明的量力增加,自几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读得过来,别无限制。因此鲁迅在三味书屋这几年里,于九经之外至少是多读了三部经书,—《公羊》读了没有,我不能确说。经书早已读了,应当“开笔”学八股文,准备去应考了,这也由先生担任,却不要增加学费,因为“寿家”规矩是束修两元包教一切的。先生自己常在高吟律赋,并不哼八股,可是做是能做的,用的教本却也有点特别,乃是当时新刊行的《曲园课孙草》,系俞曲园做给他的孙子俞陛云去看的,浅显清新,比较的没有滥调恶套。“对课”本来是做试帖诗的准备工作,鲁迅早已对到了五字课,即是试帖的一整句了,改过来作五言六韵,不是什么难事了。

上边所说都是关于鲁迅在书房里的情形和他的功课,未免有点沉闷,现在再来讲一点他在书房外的活动吧。三味书屋的学生本来也是比较守规矩,至多也只是骑人家养了避火灾的山羊,和主人家斗口而已,鲁迅尤其是有严格的家教,因为伯宜公最不喜欢小孩在外边打了架,回家来告诉受了谁的欺侮,他那时一定这么的说:谁为什么不来欺侮我的呢?小孩们虽觉得他的话不尽合理,但也受了教训,以后不敢再来了。话虽如此,淘气吵架这也不能尽免,不过说也奇怪,我记得的两次都不是为的私事,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闹了起来的。这第一次是大家袭击“王广思的矮癞胡”。在新台门与老台门之间有一个旧家王姓,称“广思堂”,一般称它作“王广思”,那里有一个塾师开馆教书,因为形体特殊,浑名叫作矮癞胡,即是说身矮头秃有须罢了。一般私塾都相当腐败,这一个也是难免,痛打长跪极是寻常,又设有一种制度,出去小便,要向先生领取“撒尿签”,否则要受罚,这在整饬而自由的三味书屋的学生听了,自然觉得可笑可气。后来又听哪一个同学说,家里有小孩在那里上学,拿了什么点心,“糕干”或烧饼去,被查出了,算是犯了规,学生受责骂,点心则没收,自然是先生吃了吧?大家听了这报告,不禁动了公愤,由鲁迅同了几个肯管闲事的商家子弟,乘放午学的时候,前去问罪,恰好那边也正放学,师生全不在馆,只把笔筒里的好些“撒尿签”全都撅折了,拿朱墨砚台翻过来放在地上,表示有人来袭击过了。这第一阵比较的平稳过去,第二次更多有一点危险性,却也幸得无事。大约也在同一年里,大家又决议行动,去打贺家的武秀才。这贺家住在附近的绸缎弄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只听说是“武秀才”,这便引起大家的恶感,后来又听说恐吓通行的小学生,也不知是假是真,就决定要去惩罚他一下。在一天傍晚放学之后,章翔耀,胡昌薰,莫守先等人都准备好了棍棒,鲁迅则将介孚公在江西做知县时,给“民壮”(卫队)挂过的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了去。大家像《水浒》里的好汉似的,分批走到贺家门口等着,不知怎的那天武秀才不曾出来,结果打架没有打得成。是偶然还是故意不出来的呢,终于未能清楚,但在两方面总都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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