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春生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呼吸机也撤了，但必须每天肾脏透析，控制血钾浓度，以防严重心律失常。出院遥遥无期，苦难没有尽头，索命小鬼可能随时光顾，下一次肾脏移植几乎是不可能的梦想。等到一个配型良好的肾脏非常不易，更不用说春生脆弱和敏感的心脏让医院很难下决心再次手术。
上次春生肾移植手术出院结账，住院处硬是将同跃交的住院压金退给他，说是老院长的指示不能违抗。在协和医院，大家把这位医学泰斗的话视为最高指示。
无论在重症监护病房还是在血透中心，每天上午住院处的催费老头手握厚厚的一叠催费单交给病人家属。那天上午同跃从老头手里得到的却是一个活期存折，他们预付住院费全在里面，理由还是老院长的指示不许违抗。
无论重症监护病房还是血透中心都是吞币机，同跃知道自己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
当时的万元户是受人羡慕的富人，春生相邻一床病人的父亲是一个几十万资产的暴发户。儿子不幸车祸休克，术后多脏器衰竭。病人父亲慷慨激昂地对重症病房的大夫说：“你们不用考虑钱，用进口药，用最好的药，用最贵的药。”
协和医院创建我国第一个重症监护病房，也称ICU。因为进口药品和进口设备太贵，即使病人公费，也很难开足马力，治疗方案很少不受限制。难得有如此豪爽的病人，大夫可以放手使用最先进的疗法。
医院规定一些昂贵的药品需家属去药房交现金取药。半个多月后，患孩父亲一见大夫手拿处方向他走来，双腿就开始发抖。他接过处方后双手跟着抖动，再一看处方上的洋文药名嘴巴也颤抖起来：“大……大夫，是、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非、非得用进口药吗？”
这位父亲终于领教了什么叫进口药，什么叫最贵的药。比方说，一支仅仅为减轻副作用的止吐针竟要一千多块钱，相当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
同跃不敢想象弟弟会是怎样一种结局，总的医疗费用会是怎样一个数字，但他知道就算把自己卖了，卖十遍也不够。
上次来北京看病和手术，春生把一切都交给哥哥，同跃说什么他都信。他认准一点，这个世界上没人像同跃那样关爱他。哥哥说能治好就会尽全力治好他的病，哥哥如果没有办法，那就是命中注定了。在上海得知因为肾脏排斥、访美计划不得不取消，极度失望同时，春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非常不祥的预感。他不再轻信柳青和同跃的安慰，主动想方设法从医生、护士和病人等多方面打探和自己的病情有关的问题。
什么是肾功能衰竭？什么是心律失常？为什么要控制血钾？肾移植有多少成功机会？不移植会怎样？能做多少次肾移植？为什么切除移植的肾？住院要多少钱？重症监护要多少钱？血透析要多少钱？手术要多少钱？抗排斥药物要多少钱……问题没完没了，他还悄悄地请病友的家属帮他买了肾病的科普书籍。
懂得越多，春生越是心惊胆战。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他深知自己已经命悬一线，见上帝的日子屈指可数。
谭溪来过几次，看望春生。少年一开始就明白谭溪是他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几乎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她出的，老人家实际掌握了他的生杀大权。他讨好老太太的心情太明显、太迫切，不停地揣摩谭溪对他的印象，费尽心思想博得谭溪对他多点好感。春生绝望地感到他的努力适得其反，老太太对他行为很反感，脸色越来越冷。
实习护士和见习医学生经常来打扰春生，拿他的身体做练习，做教具。次数多了，春生感到厌烦，不愿意配合。
有一天一个实习护士给春生扎静脉输液针，两次都失败了，春生的手臂一片淤紫。后来实习护士找来上级护士才扎进血管。第二天春生不愿再让这个实习护士试，要她找上级护士来。因为治疗、抢救和血液透析，血管不知道扎了多少回，他真担心血管全弄坏了以后怎么办。护士说要扎不进血管才能去找上级。春生说昨天你第一次扎针没成功为什么不找别人。两人就这样争起来，春生非常不满，发了脾气。
正在这时谭溪来病房看望春生，他从老太太锋利的眼神里读到了厌恶和恼怒。谭溪微锁的眉头让春生丧魂失魄。
春生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再也不敢得罪任何人。最多等杜子腾下次来看望他时求他找护士长说说情。现在杜子腾已经脱产在家准备毕业论文答辩，很少有时间来病房看他。
柳青姐走了，哥哥走了，最亲的人都走了。
同跃和春生分手那天安慰他，伯母和宋院长会把他当作自己家人一样照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可是哥哥哪里知道我心中的恐惧，哪里知道伯母不喜欢我、讨厌我、随时可能抛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