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315]说[316]：“希腊人之所以变成奴隶，正是因为这些竞技。”这是跟他同时代的罗马人的看法。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竞技活动腐败了，希腊人变成了奴隶。普鲁塔克在世时[317]，年轻人就是一群卖艺者，他们性格怯弱，胆小怕事，整日沉迷于卑鄙的欲望之中，而这些正是公园里的裸体搏斗和角力造成的。然而，伊巴米农达[318]在世时，底比斯人之所以取得了琉克特拉战役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角力[319]。
伊壁鸠鲁曾谈到过财富，他说：“腐化是酒罐，而不是酒。”事实正是如此，假如国家的原则没有丢失，那么就不会出现太多坏的法律。
第十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刚开始的时候，罗马的法官都是从元老院的成员中选出来的。这个特权被格拉古兄弟[320]转移给了骑士，被德鲁苏斯[321]转交给了元老院成员和骑士，被苏拉交给了元老院成员，被科塔交给了元老院成员、骑士和国库监督官，而恺撒却从国库监督官手中将这个特权收了回去。元老院成员、骑士和百人长则被安东尼[322]编成十人队。
在一个已经腐败的共和国中，要想使正在繁殖生长的邪恶受到遏制，就只能铲除腐败，使原则得以恢复，其他的任何方法很可能只会变成一种新的缺陷，却不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假如罗马的原则是完善的，那么审判权就会掌握在元老院成员们的手中，就不会产生滥用职权的情况。但是，如果罗马腐败了，那么审判权不管由谁执掌，都无法使缺陷消除，不管是由元老院成员、骑士或国库监督官执掌，还是由其中的两三个集团共同执掌，或者由别的任何一个集团执掌都是如此。这些人，无论是骑士、元老院成员，还是国库监督员、百人长等，谁也不比谁的品德更好。
假如允许罗马的平民与贵族一样可以担任官职，那么这里的平民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那些善于阿谀奉承之人将获得权力。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尽管罗马人民准许平民担任官职，但他们还是一直给贵族投票。这是因为人民是自由的，不看重权力，他们具有崇高的品质，宽厚仁道。可是，假如他们推动了自己的原则，那么权力越多就越不慎重了，最后他们会变成自己的奴隶或自己的暴君。他们因为肆意妄为而变得羸弱，再也没有了自由的力量。
第十三节品质崇高之人的誓言效果
狄特·李维说，罗马人认为节俭和贫穷是光荣的，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罗马产生骄奢淫逸风气的速度，要比其他任何民族慢得多[323]。
在罗马，誓言具有巨大的威力，能让罗马人民遵纪守法，效果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好。他们为了遵守誓言，能做出任何事情，这些事情有时就算是为了光荣和祖国也不会做出来。
为了讨伐埃魁人和窝尔西人，执政官昆克提乌斯·金吉纳杜斯[324]想招募一支军队，但是保民官们一致反对，于是他就说：“那就算了，我就带领去年向执政官宣过誓的人出发吧[325]。”由于去年那些人宣誓时，金吉纳杜斯还只是个普通百姓，所以保民官们大声呐喊，誓言已经没有效了。然而与那些企图插手领导他们的人相比，人民更加相信宗教，完全不听保民官们所说的区别和解释，保民官们的呐喊没有起到一点儿作用。
人民打算退入圣山，但一直犹豫不定，因为他们曾在执政官面前发过誓，说追随他们去战斗的[326]。于是他们想把执政官杀掉，然而他们听说，誓言会一直有效，就算杀掉所有的执政官也一样。他们对抛弃誓言所抱的态度很容易就能从他们想要犯的罪行中看出来。
人民在经历了坎奈战役后，变得惊恐不安、手足无措，企图向西西里撤退，西庇阿[327]要求他们宣誓，绝对不能从罗马离开。所有的畏惧都被背弃誓言的恐惧征服了，宗教和习俗简直就是两支锚，紧紧地拽住罗马这只行使在狂风暴雨中的轮船。
第十四节政制中最微小的变化也能摧毁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迦太基这个共和国治理得很好。我们从波利比乌斯那里得知，迦太基具有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328]时期，那里的元老院差不多没有一点儿权威了。狄特·李维说，迦太基的官员和士绅既占有了公共财产，又滥用权力，这是汉尼拔回去后发现的。同一个原则不仅让官员们丧失了品德，而且让元老院丧失了权威。
众所周知，罗马人的监察制度就是一个奇迹，然而它曾在一段时间里变成了沉重的包袱。由于当时奢侈比腐败还要严重，所以它仍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腐败在克劳迪乌斯[329]削弱监察制度后，胜过了奢侈，于是监察制度自然也就消失了[330]。在奥古斯都和克劳德在位时期，监察制度被削弱，后来出于有人请求而重新恢复，后来又被放弃，最后就完全废除了，变得没有了一点儿作用。
第十五节三种原则的有效保持手段
在没有阅读以下四章的时候，我没办法让读者了解我的观点。
第十六节共和政体的明显特征
共和国由其性质决定不能拥有太大的疆域，要不然它就不容易生存。共和国大了，拥有的财富就多，对精神的制约就少了，就会把过多的财富交给某个公民私自掌管，如此一来，人们的利益就不一样了。刚开始的时候，个人会认为没有祖国也可以幸福、优秀、尊贵，可是不久后他就会觉得，要想显示自己的卓越，只有破坏祖国的一切，使之不复存在。
一个大的共和国的公共福利，不仅要受各种各样特殊事件的约束，还要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从而变成形形色色想法的牺牲品。较小共和国的任何公民都能近距离地靠近公共福利，对公共福利能够有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感受。所以，在那里不存在广泛的缺陷，受到的保护也比较少。
斯巴达虽然经历了一切战争，却没有丧失一点儿领土，所以它才能长久地存在。自由是斯巴达唯一追求的目标，而光荣却是自由仅有的好处。
希腊各共和国拥有共同的精神，那就是不仅对自己的领土很满足，又对自己的法律很满足。野心产生于雅典，尔后又从雅典传到了斯巴达。但是，这种野心只是想统治自由的人民，想要领导联盟，而不是为了奴役奴隶，破坏联盟。由于君主政体更注重扩张，所以君主政体产生后，这一切都消失了。
除了共和政体，任何政体都难以在一个城市里生存，除非发生特殊情况。这个小国的君主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却没有使用权力的手段，并让他人崇拜他的权力，因此他就肆意去践踏人民，理所当然地去迫害人民。另外，外部势力甚至是国内的某种势力能够轻易地去迫害这样的君主，人民也无时无刻不聚集起来反对他。假如这位君主只掌控着一个城市，只要赶走他，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他掌控着很多城市，那么这才是事情的开端。
第十七节君主政体的明显特征
君主政体国家不应该拥有过大的疆域，如果疆域过大，拥有权势的显贵们就会鄙视君主，在朝廷之外拥有自己的朝廷。何况，即便法律和习俗迅速对他们产生效力，他们也丝毫不担心，所以根本不会再服从君主；他们根本不害怕惩罚，因为惩罚不仅迟缓，而且遥远。如果疆域太小，君主政体就会变成共和政体。因此，查理曼[331]只好把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帝国分割开来，被迫把帝国分割成许多王国，或者是想让行省的总督们更服从，或者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服从。
亚历山大[332]的帝国在其死后就被分割了，由于希腊和马其顿那些杰出人物都是自由人，最起码也是分散到这个广阔土地上的征服者的首领，所以，假如不瓜分帝国，这些人根本不会服从。
阿提拉[333]的帝国在其死后就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那些王侯们已经自戕了，所以就不可能再次使自己受到约束。
如此一来，要想防止帝国迅速瓦解，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建立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这样做便会在扩张带来一个灾难之后又带来一个灾难。
终于众望所归，众多的君主国都演变成了专制主义。
第十八节西班牙的君主政体是个特殊存在
西班牙正好验证了我的论述，所以不要拿西班牙来举例子。西班牙杀光了美洲的居民，居然是要保住美洲，专制主义都做不出这样的事情。西班牙存在的基础就是成为殖民地的依靠，它要想保住殖民地，只能这样做。
当西班牙放弃向荷兰推行专制主义的做法时，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西班牙士兵不愿服从瓦隆军官的指挥，而瓦隆人也不愿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334]。
正是因为西班牙能够让意大利变得富有，才得以在意大利存活，而它自己则受到了损害。这是因为一些人本来想摆脱西班牙国王的控制，他们不愿为此舍弃他的金钱。
第十九节专制政体的明显特征
如果一个帝国拥有巨大的疆域，那么其统治者就必须掌握着专制权力。君主必须果断，因为路途遥远，一旦有了决定要送给君主，就要费很多时间。为了防止懒散，就必须让那些距离宫廷很远的总督和别的官员们心存畏惧。必须由一个人来确立法律，并且如同意外事件一样经常变化。意外事件会随疆域的扩大而增多。
第二十节上述各节的结论
毋庸置疑，在小的国家里适宜推行共和政体，在较大的国家里适合推行君主政体，在更大的国家里适宜推行专制政体，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只有保持国家已有的疆域，才能维持已经确立下来的政体原则，否则国家的精神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缩小疆域还是扩大疆域都会如此。
第二十一节中华帝国
很多人不赞同上面的这些论述，我想在本章结束之前辩解一下。
中华帝国版图庞大，我们的传教士在谈起它时，因为它不仅具有畏惧，还具有荣宠和美德，所以就说它的政体着实让人称赞不已。如果要这样说，那么我对三种政体原则的区分就没有一点儿意义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受到棍棒的驱使就无所事事，那么他们口中的荣宠是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335]。另外，从我们的商人的口中，丝毫觉察不到传教士们所说的美德。他们讲述了中国官员的各种欺骗掠夺行为，我们在此可以听一下[336]。
另外，优秀的安森[337]勋爵也可以出来做证。
还有，我们从巴多明[338]神甫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自始至终实行的暴政和理所当然对人性进行的悄无声息的残害，书信中有关于皇帝惩治几个令他不高兴的基督教徒亲王的论述[339]。
德米朗先生和巴多明神甫的书信中也有关于中国政府的讨论，我们读了几个入情入理的问题和答案后，也就不会再称赞有加了。
传教士们也受着一人意志的统治，他们还煞费苦心地想从印度各国王的朝廷里寻找这种接二连三地行使的个人意志，所以他们对这种行使个人意志的行为印象深刻，或者表面的秩序掩盖了事实真相，使他们看不清楚。他们觉得，与让老百姓相信自己能够承受一切相比，让君主们相信自己是万能的则更加容易[340]，他们去中国就是想要挑起巨大的变革。
然而，一些真实的东西通常和错误混为一谈，中国的政体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或因为某个不同寻常的情况，而无法达到它本应达到的腐败程度。这个国家之所以产生了各种奇迹，多数是因为道德因素受到了气候的物质因素的压制。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气候对人口增殖特别有利，那里的妇女具有世界罕见的强大的生殖能力，就算是最残暴的政体也无法使人口增长受到制约。法老们会说：“我们干脆用巧妙的计策来对付他们！”但中国的君主却不能这样说，他们只能像尼禄那样心怀如下愿望：希望整个人类只有一个首领。即便暴政一直存在，中国的人口也会在气候的作用下越来越多，而且最后战胜了暴政。
中国时常发生经济困难，与一切稻米生产国没什么区别[341]。即将被饿死的百姓们就到处去寻找食物，如此一来，成群结队的盗贼就出现了，大多数盗贼被剿灭，只有少数越聚越多，但最后还是要被剿灭。然而，有很多省份距离京城特别遥远，有那么几群人也就慢慢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发展成直逼京城的武装集团，于是，他们的首领就登上了皇帝宝座。
在中国，事物的性质决定最终的结局，坏的政府会迅速受到惩治。当众多人民无法生存时，就会突然爆发冲突。在中国，君主会迅速受到显而易见的警告，而别的国家的君主则不会，所以在那里消除缺陷的效果非常不明显，而且非常困难。
假如国家治理得很差，在另一个世界就无法得到幸福，这辈子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对此，我们的君主非常清楚。而中国君主则有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如果不把国家治理好，帝国就会覆灭，他们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
中国的人民必须辛勤劳动，让土地产出足够的粮食，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因为中国的人口始终在增长，尽管不时地发生弃婴事件[342]。如此一来，政府就必须重视这一点了，政府希望每个人都能安心劳动，不用担心劳动成果被他人夺走，不用担心白白辛苦，所以政府必须时时关注人们的劳动。所以说中国政府就是一个管理家政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管理公民事务的政府。
因此，人们对各种法规议论纷纷。所有的一切只要与专制主义产生关系，其力量就会消失，尽管有些人曾经想把法律与专制主义和谐统一起来。在数不胜数的灾难的抑制下，专制主义曾想给自己套上枷锁，但是没有一点儿效果，它用枷锁武装了自己，就变得越来越恐怖了。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以畏惧为原则。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朝代里，国家版图比现在小得多，或许专制精神差了一些，但是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