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奢侈
越奢侈，越会造成贫富不均。便利而舒服地夺取他人的劳动所得是产生奢侈的唯一根源，所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实行均衡分配，就不会产生奢侈。
法律应该规定所有人都只能拥有生活必需品，以达到财富均匀分配。当有些人把超出的金钱花出去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把这些钱赚过去，如此一来，就会形成贫富不均。
人们的生活如果必须要被设定为一定的数额，那么，奢侈对于那些只有生活必需品的人而言根本不存在，而如果有人拥有两倍数额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奢侈就等于一；这些数额再翻上一番，奢侈就变成了三；再翻一倍，奢侈就变成了七。如此成倍地增长下去，奢侈就会呈现“一倍加一”的趋势增长，说得直观一些，就会呈现0，1，3，7，15，31，63，127……的递增顺序。
柏拉图认为，共和国的财产被分为四级[246]：第一级正好是贫困的结束点，第二级是第一级的两倍，第三级是三倍，第四级是四倍。所以说，那里的奢侈是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的，第一级的奢侈为零，第二级的奢侈为一，第三级的奢侈为二，第四级的奢侈为三，依次类推，奢侈呈算术级数递增。
相比较而言，不同国家的人民是否奢侈，与公民之间的财产是否均衡、国家之间的财富是否均衡紧密相连，并成复合正比关系。拿波兰来说，虽然公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财产不均现象，但是整个国家是贫穷的，所以类似富国那样的奢侈绝对不会在那里出现。
某个城市越大，特别是首府越大，当地也就越奢侈，所以，奢侈程度与国家财富的多少、个人财产的不均及当地的人口多少也是复合正比关系。
人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攀比之心，会变得斤斤计较，总想超过其他人[247]，于是虚荣心就会喷薄而出，而且人聚集得越多，虚荣心越强。如果人群特别大，大得相互都不认识，人们会觉得更有成功的希望，于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虚荣心也就会更加膨胀起来。这种希望源自奢侈，所以每个人都显得超出自己的身份。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都想与众不同的想法导致了所有人都一样，谁也没能高人一等；受众人关注的想法导致所有人的眼中都只有自己。
于是，大家都觉得这样特别不方便。如果一个人在行业里特别出色，就随心所欲地为自己的技术定了价格，而那些只有一点儿技术的人也这样去做，那么需求就无法适应支付方法了。如果我被逼无奈去打官司，我就只能花钱去聘请律师；如果生了病，就必须去请医生。
在一些人看来，人们都聚集在首府，相互之间距离近了，也就很少来往了。我不赞同这个看法。我认为，人们一旦聚集在一起，欲望、需求、形形色色的想法就会产生得更多。
第二节民主政体与节俭法
前面我说了，如果一个共和国中财富均匀，那么绝对不会产生奢侈。在共和政体下，政体的完美程度与其奢侈程度成反比，因为共和政体的一大优势就是财富均匀，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五章[248]已经看到。早期的罗马人、斯巴达人都不奢侈。如果某个共和国的平等还没有完全丧失，那么奢侈程度就较低，因为在商业、劳动和美德精神的作用下，所有人都愿意也可以用自己的财产去生活。
在一些共和国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比较有利（从性质上来讲）的重新划分田地的法律，不过这些法律在匆忙执行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些危险性。法律的仓促执行，会导致全国性的革命，因为一些人突然之间被夺走了财产，而另一些人却在突然之间得到了财产，从而导致很多家庭发生巨变。
在共和国中，奢侈慢慢发展起来，人们的精神也随之向个人利益转化。国家及个人的荣誉对于那些只需求生活必需品而不再要求别的东西的人而言，便是全部希望。然而对于那些被奢侈荼毒了心灵的人而言，除了生活必需，还有很多别的欲望。由于法律阻碍了他的欲望，所以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与法律为敌。雷吉厄姆[249]的守卫部队一开始奢侈起来，就开始了烧杀抢掠，残害人民。
从罗马人当时所定的物价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奢侈开始后，欲望马上膨胀起来。需要一百罗马锝[250]才能买到一坛法莱纳[251]葡萄酒，四百锝才能买到一桶产自黑海沿岸的咸肉，四塔兰[252]才能买到一个好厨子，而年轻的侍童则价值连城。人人都在追求享乐、安逸的时候[253]，美德就不成样子了。
第三节贵族政体与节俭法
如果某贵族政体不完善，那么它会很不幸，因为尽管那里的贵族拥有很多财富，却都不能使用，所以，那里没有奢侈，因为奢侈违背了节俭精神。因此，在那里，除了一无所有的穷汉，就是有钱无法花的富人。
在威尼斯，贵族在法律的逼迫下，推崇质朴，贵族们除了对交际花出手阔绰外，始终过着俭约的生活。威尼斯人的产业就是这样维持下来的，他们过着相当凄惨的生活，却把钱财都提供给那些可恶的妇人们挥霍，而那些妇人挥金如土却毫无愧色。
一些希腊共和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它们建立了一些好制度。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那里的人认为都是一种包袱，因为富人的钱财都用在了节日庆典、唱诗班、赛马、马车和一些大的官职上。
第四节君主政体与节俭法
塔西佗说[254]，日耳曼民族中的苏约内人受一个人的统治，因为他们视财富为荣耀。从这里可以看出，君主政体压根儿不需要节俭法，奢侈与这种政体尤为适合。
君主政体的体制决定贫富很不均衡，所以这种政体特别需要奢侈。富人一旦不挥霍浪费，穷人就会饿死。完全可以这样说，富人挥霍得越厉害，财富就会越不均匀，奢侈也应该按此比例进行递增，前面已经说过这一点。一部分公民的生活必需品的失去导致了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多，所以必须把生活必需品还给他们。所以说，君主政体要想继续存在，不失去所有，必须一层一层地增加奢侈，从农夫到工匠、商人、贵族、官员、王公、总包税人，直到君主。
在罗马，元老院的成员包括令人敬畏的官员、法学家以及满腹早期思想的人，这些人中有人建议纠正妇女奢侈的习惯。当时处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由于奥古斯都正在建立君主政体，使共和政体土崩瓦解，所以他高明地回避了这些让人讨厌的提议，对此我们在狄奥的作品[255]中可以看到，着实有些诧异。
提比略统治时期，元老院的市政官们提议，使古代的节俭法恢复起来[256]。提比略颇有远见，反驳说：“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这种法律一旦恢复，国家就将不复存在，那么，罗马以及各个行省也就无法生存。我们以前只是一个城市的公民，可以追求节俭，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全天下的财富，每一个主人和奴隶都在为我们劳作。”目前已经不需要节俭法了，对此他看得非常清楚。
这位君主统治时期，元老院还有一个提议，不过依然没有被采用，即有人提出禁止省督们带夫人到行省的建议，因为这样就不会把轻佻的风气带过去。这条建议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古代严肃谨慎的风气已经被一种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代替了[257]，人们认为另一种风尚变成了必需。由此可见，在君主政体国家中，尤其是专制政体国家中，奢侈是必需的。在君主政体国家中，享有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奢侈；在专制政体国家中，挥霍人们从奴役中夺取的好处则是奢侈。主人如果派一个奴隶去虐待别的奴隶，这个奴隶就会抓住这个机会作威作福，尽情享乐，这是他唯一的快乐，因为他不知道第二天是不是还能享有这样的快乐。
得知这一切，我们忍不住就会想：君主政体会因贫困而毁灭，共和政体会因奢侈而灭亡[258]。
第五节节俭法对君主政体有益的条件
十三世纪中叶，阿拉贡在位时制定了一些节俭法，这全是应一些特殊情况的需求，或是在共和政体精神的基础上制定的。雅克一世命令，国王及臣民每顿饭不能食用两种以上的肉食[259]，而且只能用一种方法去烹饪各个肉食，除非是自己捕猎的野味。
现在瑞典出于与阿拉贡不同的目的也制定了节俭法。共和政体中节俭法的精神在于，一个国家制定节俭法可以是为了绝对的简约朴实。然而，我们知道，阿拉贡制定节俭法并不是为了这一点，这是由事物性质决定的。也可以为了相对的简约质朴而制定节俭法。一个国家如果发现外国商品价格很高，就可以把本国商品大量输出，从而导致本国商品出现匮乏，其程度比外国商品无法满足需求还严重，于是，该国就会完全禁止进口。现在瑞典节俭法的精神[260]正在于此。这种节俭法是史无前例的，完全适合君主政体。
总之，相对简朴很容易把穷困的国家摧毁，这样的国家因此也越需要相对节俭法。相对奢侈则很容易使富有的国家变得更加富有，所以这样的国家应该防止制定相对简朴法。在此我只谈了相对简朴，对此的进一步论述，将在本书谈论商业的章节中进行[261]。
第六节奢侈与中国
一些国家基于一些特殊因素，需要制定节俭法。人口会因为气候因素而增多，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众多人口的生活技能却会变得很不靠谱。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从事农业。在这些国家中，节俭法应该更加严谨，而奢侈具有危险性。所以，明确了人口数量与生存难易之间的关系后，才能知道奢侈应该鼓励还是禁止。英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制造时尚用品的工艺，正是因为他们土地产出的谷物，早已超出了养活那些提供食物和衣物的人的需要，这也正是奢侈产生的原动力。在法国，人们完全不用害怕奢侈，因为，产出的小麦足够农夫和从事制造业的人食用，而且对外贸易可以进行很多生活必需品与时尚用品的交易。
中国却与此截然不同，中国的妇女有着很强的生育能力，人口繁衍得特别快，从而导致食物匮乏，不管怎样努力去开垦土地，居民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中国与其他共和国相同的是[262]，需要勤劳与节俭的精神。奢侈是危险的，必须离专供享受的工艺远远的，而必须投入到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工艺之中。
中国历代皇帝在圣旨中所要表达的精神正是如此。唐朝一位皇帝曾下了一道圣旨：“我们的先祖认为，帝国内的一些人会因为一些男人不耕种、一些女人不织布而忍饥挨饿……”他依据这个原则而命令拆除很多佛寺[263]。
在第二十一朝第三位皇帝[264]统治时期，有人向皇上贡奉宝石。但他却命令将挖出这些宝石的矿山关闭了，因为这种东西百姓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他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东西而役使人民。
建文帝说[265]：“一些百姓被逼无奈卖掉的儿女都穿着绣花鞋，可见我们是多么奢侈。”一个人穿衣，需要一大群人为他做；十个人吃饭，却让一个人耕种。这根本不是让许多人不缺衣少食的手段，不是吗？
第七节中国的奢侈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过二十一次改朝换代，并经历了数不胜数的大小不一的动乱冲突，换句话说，中国历经二十二个朝代。刚开始的那三个朝代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治理国家颇有策略，而且疆域不算广，跟后来的朝代不同。总体来说，所有朝代都有一个不错的开端。中国需要美德、慎重和警惕，但是各个朝代在临近覆灭时这些东西就都消失了，虽然在初建时它们的确都存在。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深深地体会到美德的良好作用，以及奢侈的极大危害，所以当他们饱受军马劳顿之苦，最终推翻一个只知享受糜烂生活的皇朝后，必然会对美德倍加珍惜，极为畏惧奢侈。然而，历经三四个皇帝后，后继者们就逐渐变得奢侈、腐化、懒惰，开始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整日深居皇宫，精神不济，寿命也慢慢缩短；皇室逐渐衰弱，大臣擅自专权，宦官受到宠幸，而且全是年幼的孩童登上皇帝宝座。于是，皇宫中养着一大帮好吃懒做之人，辛苦劳动的人们被他们弄得一贫如洗，皇宫变成了国家的敌人。有人篡谋皇位，就杀死皇帝，或是把皇帝赶下台，自己登基，重新建立新的朝代。三四个皇帝之后，新朝代的皇帝又幽闭深宫……
第八节公众的气节操守
如果妇女没有了美德，就会暴露出许多毛病，整个心灵也会随之迅速沉沦，别的方面会随着这个关键点的沦陷而沦陷。因此，在平民政体国家中，最不幸的就是骄横奢侈之风气，这也是政体将要发生变化的征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因此，在那里，杰出的立法者对妇女提出要求，希望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严肃。他们唾弃阴险，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如此，甚至唾弃外表上的阴险。他们认为，在风尘之地交往会带来游手好闲的不良后果，妇女们会因此而沉沦，并在沉沦之前拖别人下水；一些东西根本没有一点儿用处，反而被授予了一定的价值，而重要的东西反倒被排斥，人们做事情只是遵照妇女们随心所欲地制定的讽刺准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禁止风尘之地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