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关于贵族政治性质的法
在贵族政治中[29]，特定数量的人跟其他人民的关系，就好比是君主政体下臣民与君主的关系，这些人不仅掌握着最高权力，而且法律也由他们确立并执行。
在贵族政治中，如果以抽签方式进行选举，必将引来诸多麻烦，所以不宜采用此选举法。其实，贵族政体的门第等级观念极强，这让人们极其厌恶。这种政体下的人们讨厌的是贵族而不是官员，所以就算是进行抽签选举，也减少不了人们的厌恶感。
贵族集团也有处理不了的事务，所以应该在贵族人数比较多的地方设立一个元老院去处理那些事务，并把方案准备完整让贵族集团来商讨决定。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情况：人民是没有一丁点儿地位的，在贵族集团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在元老院实行的是贵族政治。
在贵族政治中，人民如果想拥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采取间接的办法，这一定是莫大的好事。就好比在热那亚，人民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管理着圣乔治银行的大多数业务[30]。如此一来，人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这也是政府蒸蒸日上的一个原因。
如果元老院中人员空缺，元老院没有权力补充，一旦拥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就会纵情使用，其影响将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项权力。在罗马初期实行的贵族政体中，由检察官来任命元老院的新成员[31]，元老院无权自行补充缺额。
假如把某项极高的权力赋予共和政体中的某个公民，那么共和政体也许会演变成君主政体，甚至会远胜过君主政体。在君主政体中，君主受到政体原则的约束，基本政体接受法律的服务，或者二者相呼应。然而，在共和政体中，假如某极高的权力被某个公民夺取[32]，他就会滥用这种权力，而法律还没办法制止，因为法律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
不过上述规律也存在着个例，这种情况出现在国家基本政体需要一批执掌权力的官员时，这种官员让人们心惊胆战，比如威尼斯的国家监察官、罗马的独裁者就是这样的官员。在罗马，这类官员与人民为敌，以便维护残余的贵族政体；在威尼斯，这类官员则是与贵族为敌，欲借国家检察官的手来维护贵族政体，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共和国里的官员是截然不同的。在罗马，人民因为义愤填膺、群情激愤而采取了行动，并不是有预谋的，所以罗马的独裁政体没存在多久就覆灭了。罗马的独裁是专门针对某一种意外情况而设置的，独裁者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权力，只拥有处理这种事务的权力，所以罗马官员即使手握重权，也只能威慑人民，而不能惩罚人民，因此他必须大张旗鼓，造出极大的声势才能实行独裁。而威尼斯却与此完全不同，在威尼斯，密谋的筹划、实行、停止以及重新开始，是建立在势力强大的职官基础上的，而且是长期在这样的位置上。一个人的阴谋诡计要想演变成一个家族，进而成为许多家族的阴谋诡计，也必须依靠这一基础。在威尼斯，官吏惩处的罪行都是在暗中悄然进行的，极其隐秘，而且相当严重，所以，那里的官职需要潜藏起来。威尼斯的官员需要去预防人们不知道的罪行，而不是要去检查那些人们都知道的罪恶，所以那里具有强大势力的官员所实行的检察应该是普遍的。总而言之，在罗马，具有强大势力的官员对待罪行只是威慑而不是惩罚；而在威尼斯，具有强大势力的官员可以对罪行直接进行惩罚，哪怕只是怀疑。
为了不让权力过大，具有强大势力的官员都不能在任太长时间。一年之期是大多数立法者为官员规定的任期，不到一年的话，便不符合事物的性质；如果超过一年，也许就会出现危险。像这样处理内部事务有谁会愿意呢？在腊古札共和国[33]，元首一个月一换，别的官员一个星期一换，城堡的总管则是一天一换。因为官职越低，越容易被周围的大国收买，所以只有在小共和国里[34]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最理想的贵族政体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人民非常少，而且非常贫困，那些统治他们的人完全不用去压迫他们。在雅典，安提帕特[35]制定了一项章程[36]，如果人民所拥有的财产不到两千德拉克马（希腊的货币），那么他们就没有选举权。这个财产门槛儿规定得特别低，城邦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因为穷而无法拥有选举权，稍稍有点儿身份的人都拥有选举权，所以这种贵族政体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说，贵族家庭理应尽量在人民中生存。与君主政体越相近的贵族政体越不理想，与民主政体越相近的贵族政体越理想。
在贵族政体中，有一部分人民处于服从地位，有一部分人民处于领导地位，倘若前者都变成了后者个人的奴隶，那么这种贵族政体就是最不理想的政体。比如在波兰，所有农民都是贵族的奴隶，这里的贵族政体就是最不理想的。
第四节君主政体的性质与法律
所谓君主政体，是指一个人凭借基本法单独执政的政体。君主政体的性质构成要素包括：中间、隶属和依赖。在君主政体中，所有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力都由君主发起，所以我对中间、隶属和依赖进行了论述。人总是变化不定的，做出的决定也会经常改变，一个国家假如任由人这样掌控，那么，任何事情也决定不下来，如此一来，也就谈不上什么基本法了。因此，为了能够顺利地行使权力，基本法的实施必须要有一些中间渠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君主政体的本质便是贵族，其最自然的中间和隶属的权力便是贵族的权力；君主和贵族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便会出现一个暴君，这是君主政体的标准。
欧洲国家的一些人，曾经想把领主的所有司法权撤销了，其实，这些事情英国议会已经做过了，不过他们并不清楚。领主、僧侣、贵族和城市，在一个君主政体中没有了特殊权力，那这个君主政体便不再是君主政体，而是平民政体或专制政体了。
几百年来，法国领主的司法权和教会接连不断地受到法院的攻击。基本政制到底可以走到何种地步？我们要让他们做出决定，尽管我们并不想对那些聪慧至极的官员进行指责。
我希望能够稳固僧侣们的管辖权，不过我对僧侣的特权并不坚决支持。以前这种管辖权设置得正确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我们要把下面这些问题搞清楚：这种管辖权是否确定已经设立？与国家法律是不是彼此关联？有没有纳入国家法律？两种大家认可的相互独立的权力条件是不是应该相互统一、相互辅助？对君主的司法权进行保护与对这种司法权的权限进行保护，在一个出色的臣民看来是不是相同？在君主政体中，僧侣拥有特权是相当合适的，特别是在慢慢演变成专制政体的君主政体中，尽管在共和政体中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遭到了破坏，是不是只有僧侣的权力才能出来阻止势力的专断独裁呢？要不然这两个国家必将不成样子了。假如除了这个保护物再没有其他的保护物了，那么这个保护物就是好的。只要它能阻止专制主义的发生，就算它是一种缺陷，那也是好的，因为专制政体会带来数不胜数的恐怖灾难。
君主好像拥有无限的权力，可是也能被一些微小的障碍阻止。在民众的埋怨和请求之下，它那自然的蛮横也将消失殆尽，就好像海洋企图把整个大地遮盖住，可岸边的小草和沙砾却能阻止它一样。
为了自由最大化，英国人废止了所有组成君主政体的中间力量。假如没有了自由，他们就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受束缚的民族，所以他们保护自由没有错。
从古至今，在欧洲对专制政体最为吹捧的是约翰·劳先生[37]，他对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完全不懂。他进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做法不但非常粗鲁，而且没有一点儿效果。他还试图挽救基本政制，想把全部的中间力量废除掉，毁掉政治集团，为此他虚伪地许下还债的诺言，君主政体因此而土崩瓦解[38]。
一个君主政体不仅需要中间力量，一个法律的监护机构也是必需的。贵族生就糊里糊涂，没什么学问，可是却看不起民事机构，如此一来，法律丝毫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都被人忘记了，所以特别需要设置一个机构进行提醒。而且当法律制定出来后这个机构还负责公布，不过它只能在政治集团生存。君主的意愿总是不停地发生改变，所以设置了一个枢密院进行监护，枢密院不适合做法律监护，它不是基本法的监护机构。另外，枢密院不能无时无刻地抚慰人民，也无法让人民再次对君主俯首称臣。因为它只有少数几个成员，而且经常更换，非常不稳定，人民根本不相信它。
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宗教是一种常设性的法律监护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有基本法，而且没有法律监护机构。假如这些国家没有宗教，那么法律将不会得到尊重，人们只会尊重习俗了。
第五节关于专制政体性质的法
在专制政体中，不管是行使权力的，还是受委托代他人行使权力的，都是一个人，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一个自我感觉极好的人往往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这样的人一定特别懒惰、愚蠢，而且喜欢享乐。这种人对一切政务都不闻不问，放手交给他人。如果有几个人受命管理政务，为了争做第一奴才，相互间免不了会玩弄阴谋诡计，产生冲突。这个时候君主就只得亲自管理政务了。所以说，设置一个宰相，将权力委托给他，让他行使与君主相同的权力，则是最简捷、最有效的办法。专制政体的基本法之一便是设置宰相。
曾有这么一位教皇，被选中后曾多次拒绝就任，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承担不起这样的重任。最后推辞不掉只得就任，可是却把所有政务都委托给了他的侄子管理，之后，他不无得意地说：“当教皇竟然这样简单自在，我实在是没想到。”在东方，君主们也这样做。王宫犹如监狱，王子们整日被太监侍候着，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逐渐变得意志消沉，没有一点儿志向了。如果有一天，他们被推上了王位，一定会惊慌失措。然而，他们把事务委托给一个宰相[39]后，他们就会发现当国王是特别轻松的。对此，或许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这时他们在王宫就会尽情享乐，沉溺于靡靡之音中，大臣们也是萎靡不振，任由他们反复无常地做出一个又一个愚蠢的行为。
在一些庞大的帝国里，很少去讨论那些特别重大的事情，它的臣民越多，君主对政务越是不管不顾。因为王宫会随着帝国的强大而扩大，而君主也将越来越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