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现在不行，我到这儿来，这是第一次，影响太坏，必须作检讨，消除影响。”他看我是认真的，就在职工大会上做了检讨。
从此以后，凡出门吃饭，他们的家属听说是跟王主任一起，都不再担心会喝醉了。
内外环境安定了，我就能一心一意地抓棉花出口、创造经济效益了。我深信只要有了真金白银，工作就会更好地开展。每加工完一批棉花，我都要到省公司报验、拿计划。
我们站当时是配的“212”******吉普车，能坐六七个人，除了主办人员外，每次我都会带几个业务骨干去武汉。在工作之余，带他们到汉口码头、新火车站、黄鹤楼和归元寺等景点游玩，让他们开阔眼界。他们过去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个个喜于言表。
1988生产年度，吴店棉站共收棉花一万七千担，就出口了一万二千担。出口棉的利润很高，除了给棉花公司上缴的利润外，我们还盈利三十几万元。那个时候的三十万元能建三栋计四千平米的楼房，可是，有钱也不能随便用。因为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得要有上级的批复计划。
1989度给公司报的计划除工商业维修外，生活方面，修一座三层的宿舍楼、一座二层职工食堂、一所达标厕所和一条水泥路。
每年批计划时，公司主要领导和主管会计都要到现场办公。各单位都要充分陈述理由，当然有些夸大虚报的成份。最后批复的计划总要打些折扣。
由于吴店是打了翻身仗，头一年盈利，而且是单位利润第一，老总高兴。他主动地跟会计说：“王中华是个老实人，不会搞鬼，你要帮他搞点鬼。”虽是笑话，也算表态。主管会计心领神会，就把计划全部给批了。
为了节省费用多办点事，凝聚人心减少事非，连我在内，每个干部职工都要捡拾一定方量的瓦砾砖渣。并且每天早上要加班两个小时锤砖渣垫路基。经过一个月的苦战，我自己砍秃了一把砍刀，好多人手上都磨出了茧子。可全站周围，旮旮旯旯所有的废砖烂瓦都清理干净了，垃圾也清除了。生活区全部修上了水泥路，新修的食堂和厕所清爽亮堂，职工们开玩笑地说，新修的厕所可以在里面睡觉。新修的楼房落成后，住房进行了调整，干部职工的住房状况得到了改善，连单身职工和亦工亦农也住上了单人宿舍。
总之，吴店棉站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年的奖金福利也兑了现。跟往年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即使粮食、食品、供销等一些好的单位也开始羡慕棉花采购站。我们的职工走出去也能抬起头了。
随之而来的是乡党委、政府的领导经常上门来，以支持工作为名要求出资、派车；以公益事业、文明建设为由捐款捐物。还有公安、财政、银行等一些权力部门也经常找麻烦，就连一些不沾边的单位也要找理由来揩油，令人不胜其烦。
烦是烦了点，不过这种烦还是蛮有味道的。内部的思想统一了，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种“庙小爷大、人少鬼多；内外勾结、一盘散沙；屎尿横流、满目脏乱”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真是自抬人抬，人抬人高。当年我本人被乡里和县社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县政府授予“五一”劳动模范，抗洪救灾先进分子等称号，荆州日报还刊载了关于我的一篇先进事迹报道“王中华——好样的”。站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人怕出名猪怕壮，当年我被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给了一个“农转非”的指标，我从此脱去了亦工亦农的皮。同时，还给我连升两级工资，名利双收。真是运气来时挡不住，倒霉时喝口凉水也塞牙。
时光荏苒，倏忽三年已过。在这三年之中，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实行企业改革，采购站改成了收购加工厂。实行了经理厂长责任制，企业的自主权相对大了些。我们厂又修建了三栋仓库，取消了露天货位；新建了一间榨油厂，功能更加齐全；又新建了一栋宿舍楼，生活区得到绿化、美化；开辟了篮球和门球场，老年人和青年人各有所乐，初步建设成了一个花园式的企业。
企业在变，我也在变。在这三年当中，我利用空余时间，自修了商业经济管理的十三门课程，于1992年12月拿到了大专文凭。从此我就成了大专生，写自传、填履历不再写初中文化，也丢掉了做贼一样的自卑感。
这期间，我把“212”换成了正牌的北京吉普。坐着回家，老乡见了说：“省委坐的两头停，县委坐的帆布蓬，中华混得不错啊！”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脸上可有光了。
还是在1991年春节刚过，我带了几个骨干到北京去买车。到北京后，住在南池子路口，离天安门很近。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看什么都新鲜。每天早上都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看长安街宽阔的马路和马路上车水马龙的汽车。我们还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参观了故宫，游览了八大岭长城。
买好了车，我们就坐着新车从北京开了回来。几个领导骨干心里特别满足，工作更加主动、负责。我就省心了许多。
1992年春天，我接到姐姐病重的消息，我和我哥一起回河南看望。姐姐得的是肺结核病，已到晚期。见到姐姐时，她已经是黑干憔悴，坐在床上，精神恍惚，看到我们时也不太认得。我们说是国华、中华回来看你了，她才仿佛知道了，流下了眼泪，嘴里反复说着：“我要见国华，我要见中华。”我们把姐姐扶着躺下，在她床前坐了半夜。第二天又陪了一天，我是工作在身，不能耽误太多时间，哥哥家四个孩子还小，也离不开。我们就告别了苦命的姐姐回来了。谁知这一走竟是永别。
姐姐一生的苦难比我们更甚。她性格软弱，身体多病，到婆家后养育了六个儿女，终年辛劳，积劳成疾。身居僻壤，未能及时治疗，当我们知道时，已成不治。其实我国的医疗技术在当时是可以治好结核病的，也怪我们前些年只顾忙自己的事，没有及时回去看望姐姐。多年以来，每每想起，都会泪流满面，锥心疼痛，追悔莫及。
回来以后，棉花公司又组织各厂厂长到华东和上海考察棉花工作。先后到了上海、杭州、上虞和慈溪。那天晚上到慈溪刚住下，我就发了高烧。夜里咽喉肿了，头也疼得难受。以为是扁桃腺炎又发了，准备第二天就去打针吃药。谁知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奇迹般地好了，症状全无。几天之后回到家，才知我姐姐去世了。她离开人世的时候，正是我在慈溪发高烧的时候。
母亲四十二年前去世，我太小，不知道伤心；父亲三十二年前去世，我的感觉是慌恐无助；1992年，我的又一个亲人，亲爱的姐姐离世时，我是真真切切地有感应的。过后更是常常伤心，无端地感到内疚。
从华东考察回来后，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们的老经理退休了。退休时，他把我们几个年轻干部招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我退了，你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也不要常到我这里来。来多了对你们不好。这是自然规律，我会适应的。”我们的老经理二十四岁就是副科级干部，在几个区任过区长、书记。为人正直，说话幽默，爱护干部，思想开放，是一个开明的领导。
新来的经理叫李子澜，从一个镇党委书记任上调来的。转过年头，新经理为树立自己的威信，组建自己的队伍，开展了所谓的“捉棉铃虫”运动。从公司到厂站的各级管事的，人人过关，个个排查，几乎一网打尽。连已退休的老经理也未能幸免。
起初，在他不知情时，主管会计接受了一客户的回扣，后来分给老经理三千元钱，被查了出来。当时市委、市府两派斗争，其中一派为了通过他牵制对手，就诱骗他承认，并许诺可保他无事。结果被判了两年缓刑，尔后不到两年就抑郁而死。一世英雄，临了当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此头既开，世风日下，经营式微，乱中牟利。后边再叙
1993年夏末，吴店棉厂的新办公楼落成了。十间三层，六百平米。外贴马赛克，内置水磨石。一层商铺，二楼办公，三楼设舞厅和各种活动室。还买回了老板桌椅，想着一直以来都艰苦局促，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也想阔气一下。
正在陶醉时刻，公司的李经理和县社的陈主任又找我了。这次是要调我进城，因为市社管棉花的陈主任调到Z县供销社管棉花，他想带一个懂棉花的干部。所以就把我调到Z县棉机厂当厂长。按说这是个好事，好多人削尖脑袋、送礼托人、梦寐以求想进城。我听到这个决定却并没有感到惊喜。一是我对吳店厂已有了感情，我在这儿投入了太多，还没来得及享受，心有不甘，从没想着有一天会离开。二是知道Z县棉机厂是个烂摊子，已病入膏肓，县城里各种关系错踪复杂，像我这样无背景，不懂钻营的人怕难以胜任。三是也真的不想再吃苦受累了。于是就向领导表明了态度：不想去。可是不行，这是调令，就只能服从了。
当宣布这一消息时，一些职工都哭了，我也掉了泪。1993年7月份，我去Z县棉机厂报了到。
话分两头，就在此期间，吴店棉厂里正在酝酿着一件重大事件。有一名女工叫杨改香，已丧夫几年。生有一女，八九岁了，在上小学。
1991年，她与同村的章相文再婚。章相文也是二婚，带着两个儿子，也在七八岁上下。这章相文大个子、红脸膛；穿衣讲究，举止斯文，见人说话，未言先笑。单位职工都说杨改香嫁了个好男人，无论长相、人品都超过了她。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杨改香就经常到我家里诉苦，说她男人无端地打骂折磨她。开始我并不相信，还老批评她，说章相文多好，要她好好过日子。可是过几天她又来找，说的言之凿凿，并让我妻子验看她身上的伤痕。我才信以为真。
于是，我就找章相文谈话，按说我是没资格找人家的，但那个年代，企业领导就是干部，老百姓还是很尊重的。开始找他，他还是一面儿笑，一口否定他有家庭暴力行为。以后找他的次数多了，他也承认了，但每次他都虚心接受，还表态一定改正。可回到家里仍我行我素，甚至还变本加厉，暴力更凶。
后来杨改香被折磨得上不了班，不堪忍受时，我又找了章相文，并跟他说狠话，下最后通牒，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禁止他进棉花加工厂。他在我面前诺诺连声，并无抗拒，并且过后一段时间相对平静。但是有人发现他经常在吴店小学周围逡巡。还听杨改香说过一句，章相文不许她再找我，否则要连我一起收拾。至此，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因为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吴店小学上学。从此以后我就叫我的两个女儿不能单独上下学和单独外出。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我就被调走了。我不在家的日子，头等大事就是安排好接送我两个女儿上学的事情。1993年的冬天，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早上，邻居没看到杨改香出门；上午，职工们未见杨改香来上班；到了下午，人们把种种现象汇集起来，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就破门而入。眼前的情况把人们惊呆了，杨改香已经死在了血泊里，其状十分痛苦。厂里报了案。公安来人勘验，发现杨改香身中七刀，浑身****，惨死在门边。说明她是在熟睡时被人捅杀，惊醒后为了逃命，向门口奔去。又被人追上，连捅几刀才死于非命的。
听我妻子说，头天下午杨改香曾对人们说章相文要杀她，大家还在宽慰她，说他是吓唬她的，谁知晚上即遭了毒手。好在她多了个心眼儿，那天晚上叫她的姑娘到别处睡觉了，才逃了一条活命。她或许知道自己早晚是无法逃脱的，才救了闺女一命。
案件发生后，全厂笼罩在恐怖气氛中。特别是我们家，因为他也曾扬言要报复我们。全厂戒严，我们家和杨改香的女儿成了重点保护对象。通缉令到处张贴，一时抓不住章相文，一时人们就提心吊胆，尤其是我们家。我在外地更不放心，就请假回来看护她们，并迅速地办好调动手续，把家搬到了Z县。即使到了Z县，一家人的心仍放不下，因为章相文依然在逃。依他的性格，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事后人们在谈论章相文，觉得他是严重的性格分裂者，典型的两面人。表面上通情达理，随和谦虚；暗地里却凶狠残忍，施虐成性。据说他的前妻也是非正常死亡。
直到三年以后的一天，他偷偷回家看他的儿子，在吴店桥头被人认出被抓，验明正身，服法正典，执行枪决，我们一家才搬掉了心里的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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