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家的路上，突遭天变，乌云压顶，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我驾着车子，老牛缓慢地走着，心里却像油煎一样着急。心想一旦淋雨，后果难料。想着怕着，在大雨来临之前我们安全到家了。谢天谢地，这次老天爷总算为我们开了绿灯。
在家住过满月就回单位上班了。我年逾古稀的老岳母随我们一起到单位照顾孩子。
当时只有一间宿舍，放两张床，还要烧炉子做饭。实在是转不过来。我就找加工厂的王厂长给搭了一间小厨房。我当时已调到站里搞职工教育，跟下边的厂长组长关系相处得也不错。于情于理于实际情况，搭建一间小厨房都不为过。可是就有个别正式职工看不惯，说厂长徇私情，说一个亦工亦农也配有厨房等一些话。尽管他们自己早已有了小厨房。社会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狭隘的等级观念还如此之强，可见中国封建礼教的劣根性是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
我为大女儿取名素培，意在平实培养，朴素成长。然而由于她的母亲在怀孕期间的环境条件太差，不懂优生优育，致使她得了先天性营养不良症。因奶水不足，就喂一些炼乳、鸡蛋等代乳品。女儿厌食，抗拒吃东西，严重营养不良，瘦得不成人形。
提起这事，还有个社会现象不能不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化革命中表现得更甚，那就是姑娘束胸的问题。那个时候，为了表现革命，表明正派，所有青春期发育成熟的姑娘，都要用一块布紧紧地束住胸脯。跟封建社会女人裹小脚一样，以丑为美，追求一种畸形的美。在那时你只要看到胸口平平的女人，就知道是未出嫁的姑娘。不知道我的妻子没有奶水是否与此有关，不敢妄下结论。
那几年，国家人口剧增，为了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提倡优生优育、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想生二胎几乎是不可能。孩子多的亲戚就建议我们再抱养一个。村里的多事者，要我们舍弃这个女儿，好再生一个，真是封建余孽。我们夫妇从来注重血缘亲情，亲生骨肉岂能放弃。我们继续给女儿寻医治疗。其间她的三舅和三舅妈也很操心。有时我们脱不开身，都是他们夫妇俩骑着自行车寻单方、找大夫，为女儿治病。但一直未见好转。时好时坏，仍是瘦弱。第二年，我们以此为借口，到医院开了证明，向上级申请，获准生育二胎。于是1982年年底，我们的二女儿就诞生了。
还记得那是1982年12月30日，我回家过元旦，到家后，妻子就说肚子疼，有感觉了。赶紧请来了当地卫生所的医生来接生，当晚就生了，非常顺利。我为二女儿取名素品，意思很明确，期望她长大了具备朴素的品质。这不过是做父母的一个愿望罢了。
搁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我仍不成熟，计划欠妥。大女儿一岁多，刚会走路，小女儿又在襁褓之中。上有七旬岳母，妻子还是亦工亦农，上班不敢懈怠。其肩上所承之重使现在的人不敢想的事。我也常常感叹中国女人的韧性和毅力，堪为世界第一。
当时我坐办公室，不再值夜班。所以每晚下班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都是要回家的。汉江到胜利有二三十里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柴湖走大道，稍远几里路，但是串村过户的安全。另一条路是从围堤上走，虽近点，却荒僻难行。为了赶时间，我经常是从堤上走。有时开会或有事耽搁，就夜里从堤上骑回，一路上提心吊胆，惊悚不已。回家后抓紧做点家务，主要是劈柴、洗尿布、看孩子。特别是十冬腊月，池塘结了冰，手指冻得生疼，也要洗，只为能给她们减轻一点负担。第二天还要按时赶去上班。当时在河堤上走夜路还真是十分危险。看看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就会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经济建设上。第一个目标是上个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三十到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上自由主义倾向也在泛滥。各种犯罪充斥社会，严重危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的人身安全。强奸、轮奸、抢劫、杀人案件频频发生。汉江街上一个孤鳏老人，传说他手里有点积蓄，一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死在了池塘边上；一供销社女职工下班回家，被几个小青年拉到一废弃的房子里轮奸了；从石牌过渡到汉江的一位六十岁老太太在围堤边上被一个叫王勇龙的青年给强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夜晚单身不敢行路。即使在白天，单身女子也常遭猥亵。凡此种种，大城市更为严重。******认为当时的改革局面刚有起色，来不得半点闪失。
对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必须要从重、从快、从严地给予打击。那个强奸老太太的王勇龙就在大柴湖被执行了死刑。听说当时有抢了一元钱因其性质恶劣被判了死刑的。有一女子因和几个男子通奸也被判了死刑。经过这次“严打”治理，社会治安才有了好转，安定了几年。
屋漏偏遇连阴雨，船迟又遇顶头浪。1983年棉花滞销，库存压力大，经济效益也开始下滑。为了节省费用，减轻企业的负担，采购站决定对亦工亦农放假，实行旺来淡去。我妻子也在放假之列。当时的放假也可以理解为辞退。因为过去都是如此。她们娘仨加上老太太四个人，老的老小的小，今后的生活何以为继，我着实感到了危急，不能坐以待毙。
当时，手工业和个体经商刚刚放开，允许私人办领营业执照。我就应运而生，第一批办了个体经商执照。在红升公社拖拉机站我三舅哥的单位租了两间房，开了一个经销店。此店一开，我们可就忙碌了。
经销店又成了我的家，一间房子住人，一间卖东西，什么都卖，小而全。我跟我哥哥骑自行车到旧口驮食盐，我到钟祥进白酒和到罗集进汽水。凡我出差、开会都要抽出时间进些日用小百货回来。
一次，我和妻子一起在钟祥采购服装，到南湖一家饭馆吃饭休息，临走把包给忘了，包里装着六千元钱，那可是我们的身家性命。走出三四路后忽然想起，转去寻找，包仍在原处，始才放心。
那年的雨水太大，经销店几经水淹。有一次，水都快淹到床沿了，多亏三哥把她们转移到别处，等水退了，才又收拾开张。累是累点，收入却远远高于上班拿工资。可惜那个时候的观念太保守，总觉得国家工作单位正统可靠有面子。到了八月份，采购站又要招他们回去，两可之间，我们还是决定回到了单位，把经销店转给了别人。趁这次招回之机，我申请领导把我妻子调到了汉江。从此结束了两地分居、辛劳奔波的生活。
跟我们同时办营业执照经商的第一批个体经营者，有的后来成了大老板，在郑州、武汉都有发展，涉及多个行业。也有不善经营的，混得穷困潦倒，一败涂地。设若我们一直坚持做下来，不管做成什么样，我的人生轨迹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我现在这样，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人生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可是麻烦的事仍未结束。几个月来，汉江流域阴雨连绵，汉江水位不断上升。这个时候长江也在涨水，长江水倒逼，汉江水无处泄洪。如果不采取措施，遥堤将不保，遥堤保不住，武汉也就危急了。于是，上级有关机构就决定分洪保武汉。
第一步是荆门的小江湖分洪，我们隔江遥望，只听得两声闷雷般巨响，看到水柱冲天，不到半天，水位就略有下降。但是雨还在下，水又在涨。水位已经快与围堤齐平了，我们坐在堤顶上就可以洗脚，局势非常严峻。下一个分洪区就是大柴湖。据说炸药已经运抵柴湖北端的狮子口。青壮年人统统上堤，老弱病残、妇女儿童都到遥堤上避险。我把他们奶孙仨送回菡蕊的娘家，由我大舅哥们用板车拉到遥堤上。她们在遥堤上待了两天两夜。一时间，大柴湖里人喊马嘶，折腾了几天。不过这次是有计划的主动撤离，没有重现1935年的惨剧。好在水没有再涨，炸药也没派上用场，虚惊了一场。这场大水过后，上级要求每村修一座保命台，就是用土堆一个高台，涨水时可供全村人临时避难。
1984年春节刚过，我因故回了趟淅川。我的兰芳姐已调到县城工作。我在兰芳姐家见到了刘瑞琴，她当时在县纪委工作。这之前曾在县妇联工作过。见她气色不好，言语中似有难言之隐。她约我第二天晚上到她家吃饭。那晚准备的菜肴非常丰盛，有野味，有鱼鸭，一改河南人待客四碟一碗的传统。由她的丈夫、我兰芳姐和表姐夫作陪，喝了很多酒。饭后，她执意要送我回大姐家。在路上，她痛诉家事，表白她丈夫有婚外恋，她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准备离婚。我不知道是真想离还是试探。我解劝道：“你们现在都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又为人父母。一旦闹开，局面会很难堪，一定要慎重。”并说：“如果当初你的选择是错误的话，现在重新选择更是错上加错。”连我自己至今也不知劝她姑息维持的意见是否正确，所幸他们也白头到老。听说他们到老境都有彻悟，那个棘手的问题处理得还算和平。后话很多，就此打住。
我们结婚，将近四年，苦多甘少，麻烦不断。特别是经过1983年那一番大的折腾，应该要否极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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