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我这个冬天已搬出来住了。不再与风机为伴，也不再经受扛包的考验。而是天天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准备到区里汇演，到县里调演。我在宣传队里的任务仍是两个，一是搞器乐伴奏，二是扮演角色。
在外出演出前，一次站里开中层干部会，要求我们的节目搞一次预演，让领导们给把把关。中层领导当中就有两位是我的同班同学。昔日的同学、朋友，现在的领导，要审看我们的节目，就在会议室里，面对面，要唱要比划，我太难为情了，很难进入角色。总之，那次的汇报演出极不自然，演出过后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想想，那个时候的我也太狭隘了。畸形的社会，特殊的环境，造成了我自卑多疑的性格。我知道这种性格今后是必须要改变的。
到采购站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也不尽是苦累和紧张。也有消闲和惬意的事情。在大场院里跟我同寝室的另两位，都是怪人。一个叫李远峰，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从西藏当兵复员回来。虽居陋室，却十分讲究。床上军被军毯和衣服，每天起床后，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柄毛牛尘尾打扫得一尘不染，跟在部队上一样。他的社会关系较硬，大伯是粮管所主任，堂兄是区长。谈了一个女朋友在柴湖卫生院工作。他性情高冷，不合人群。从不主动与人搭话。偶一出言，能把你噎个半死。我们的事务长年岁较长，嘴碎话密。一次吃饭当中说道：“亦工亦农交粮食，买饭票要每个星期一来办，不然的话天天来找我，影响我休息，我这么大岁数了哪受得了。”亦工亦农每月背粮食来，本来就心烦，加上正式工多有歧视亦工亦农的。逮住这个出气的机会，李远峰说：“你年纪大是你自己吃饭长大的，又不是谁把你拽大的，怪我们干啥。”亦工亦农们听了心里舒畅，老事务长却半天倒不过气来，可也奈何不了他。他说话就是这样的方式，异于别人的思维。
李远峰的工作是安全员，没有具体责任。他只要想回家或去卫生院，写个条子往领导桌子上一放，不管批不批准，扭头就走了。他的爱好就是喜欢搞小制作。我跟他学做了两件东西。一件是能够折迭的躺骑。货场里有的是材料，找来南竹竿，劈成竹板，打磨光滑，到修理车间加工零件，组装起来，刷上清漆，十分精巧受用。另一件是一个捕兽器。货场里面野猫黄鼬很多，夜夜都在院子里嘶咬闹腾。就想捉几只安静一下。用木板钉一个长方盒子，盒子口装上机关，里边放点肉饵，待野兽进到里面，触动踏板，外边的门就关上了。用此法也捉过两只黄鼬。还有一次忘了收箱，两夜过后再去看，野兽硬是把木板咬了个洞逃掉了。
另一个怪人叫李明君，身高一米七十左右，此人四肢粗壮，浑身是劲。整日里低头眯眼，若有所思，不苟言笑。虽然四肢发达，头脑却极其聪明。他精通音律，是大柴湖第一把大弦手。他拉大弦出神入化，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曲牌韵律，中规中矩。他还会吹锁呐和笙。在乡村他有一个响器班子，专为婚丧嫁娶人家服务。他是特招进站的。他吹锁呐和笙极富感情。给人办丧事，吹得凄婉幽咽，哀恸长空，苦家悲伤欲绝，路人驻足流泪；给人办喜事，奏尽吉祥和美的乐曲，时而欢快、时而悠扬、时而还带几分调皮。
他已结婚，生有一儿一女。还有年迈的母亲在堂，家境不是很好，常常要请假回家挣点外快补贴家用。他也是个极富个性的人。虽不像李远峰那么任性，也是要请假必准的。
他们俩虽说是我的室友，倒不如说是我的师友。我们同室的一年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情趣。工余饭后，或靠着躺椅喝茶聊天；或相互切磋曲剧器乐；或三人对月小酌，“偏安一隅，自成一统”。
场院外边有一池塘，蜿蜒半里，不成形矩。池沿稀稀地长着柳树。挨着池塘是一抬渠，抬渠既能灌溉也可行人。池塘里长满荷花和荇草。我曾多次揣着纸笔，独自在柳荫下写生赏荷。
暮春初夏，荇草初布，荷叶刚散，点点蕾尖，红白相间，轻风掠过，微生涟漪，清爽宜人；炎夏季节，池满荷盛，叶肥花艳，荷叶有高如伞盖的，也有平如碟盘的，荷花有贵似唐妃玉面的，也有清瘦如乡村少女的，一阵风雨袭来，满池摇曳作响，如交响乐团之演奏，亦如战场角斗之披靡；及至深秋，残塘败荷，满目萧瑟，其状可哀，唯见莲蓬，果实累累，鞠躬尽瘁，令人起敬。
我读过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文中典雅细腻的描写，清纯委婉的比喻，令人读着有种美的享受。清华园里荷塘的高雅清幽，固然很美。我见到的荷塘是自然野味的，这种自然美，广大农村随处可见。
我初到采购站，月薪三十六元。在我看来已经很丰厚了。每月值夜班还可挣个十元八元。穷日子过惯了，一时还真不会花钱。每月除了生活费，总还有个二三十元的剩余。转过年头，我就托人给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带了手表，我才知道为什么人们说：“镶金牙的咧嘴笑，带金箍子的把手翘。”我带了手表，回家见了熟人，总要不自然地褪一下袖子。这是下意识的动作，并非真想炫耀。
不是鸡汤，也能励志。承蒙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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