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他们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唐宋八大家”散文开辟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新的高峰，在整个散文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崇高地位。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开创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掀起一股改革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人，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进一步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作品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八大家的文章，内容上饱含着忧国忧民和政治改革的思想，形式上融叙事、说理、写景、抒情为一体，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民主性、现实性和文艺性的璀璨光辉。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力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斥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作文风格。他的散文气势雄奇，善于立意，语言精练，笔力遒劲，以《师说》《原毁》等为代表。《师说》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精辟的见解，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同时，韩愈的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同样哀恻动人，以《祭十二郎文》和《柳子厚墓志铭》等为代表。《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又有无限凄怆的情韵。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作为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为文勇于创新，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尤以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为佳。在游记方面，以他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最为著名。八篇游记散文既各自成篇，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得形神毕肖。在议论文方面，更是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代表作为《捕蛇者说》。此外，他的寓言多发挥了讽谕或鉴戒的功能，以《三戒》为代表，凸显柳宗元关心时政，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的精神，虽大多篇幅简短，但含意深长。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倡导北宋文坛诗文革新，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在风格上略微接近欧阳修，后人将他们二人并称为“欧曾”。曾巩长于议论文，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其语言简朴凝练，而意境深邃，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多涉及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政论文章文笔遒劲，风格则刚峻峭拔。《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复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章理足气盛，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文格与人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有着密切联系。此外，王安石的游记常深入浅出，蕴含警惕世人的深意。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其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及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佳文。